“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在历经“政治化”“去政治化”与“政治与文学互动研究”的繁盛期后，似乎步入了理论与方法探索的瓶颈期，亟待观念与方法的转型。“古典文学与政治”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特定分支，殊非新话题，只是问题的老旧却并不意味着问题本身的较为彻底的解决。“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在不断开拓古典文学研究之问题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学史与政治史研究范式的限制，从而在研究对象以及核心问题的选择上表现出高度的交叉甚或雷同。一旦文学史与政治史的相关研究方法受到挑战、而“文学与政治”研究又未能及时加以调整之时，“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在新的学术观念的观照之下，就有了重加讨论的必要。伴随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关注语境中具体文本的修辞功能之于政治运作的动态影响，遂成为“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又一可能路径。
一 “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三重维度
政治制度是观察社会生活纵向与横向维度的重要支点，思想与文学因此而得以展现其有效内化于社会生活的方式与路径，并可由此展现思想与文学的层次性与复杂度。故而，古典文学与政治制度的研究可视作思想与文学研究的基本构成部分。20世纪以降，“古典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形成了文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与“政治与文学互动研究”三重维度。文学研究的“政治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以阶级中心论的衡量标准，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向或负向影响，是为典型的“政治决定论”；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则强调文学与政治的疏离，重在发掘文学非功利的审美特性。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本于“阶级中心论”进行解读与定位文学文本，“政治与文学互动研究”在承认政治语境对解读文本所具有的重要影响的同时，同样关注文本对特定语境所产生的政治效应。
（一）文学研究的“政治化”：阶级中心论的展现
以“阶级分析”为根本的政治标准对文学进行“政治化”研究，曾是国内“政治与文学”研究风靡一时的主流方式。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将文学作品视作“政治的文本”，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被简单化为对政治立场的呼应与传递：文学文本应当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的“正确性”是衡量文学文本价值的主要标准。国内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体系的建立。“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探索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发展期，50-70年代则是其典范地位的确立时期。
“五四”以降，世变不仅需要学人进行文化建设，更需要学人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投身社会政治之中。伴随抗战的兴起，30-40年代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浪潮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理解对于几千年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唯物主义的文学理论，以阶级中心论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是此一时期“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主流。张希之的《中国文学流变史论》②以“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为视角，采用阶级中心论的研究方法，考察先秦两汉的文学演变。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③在论述《诗经》的内容与价值时，对传递民生疾苦与揭露暴政的社会批判诗尤为关注。谭洪的《中国文学史纲》、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①与郑振铎对《金瓶梅》的研究②，均以无产阶级唯物史观为评定标准，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作为评价古典文学价值的基本标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研究正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无产阶级中心论逐步发展的时期，50-70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研究，则是无产阶级中心论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从意识形态层面界定文学的本质成为“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伴随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政治标准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的提出，文学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50-70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研究受到极“左”思想的严重影响，以无产阶级中心论为评判准则，划分文学的阶级属性，对古代文学予以政治层面的“清理与整合”，文学的政治功能被逐步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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