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
民国初年的古都——北京，和我们今天的首都——北京，相去甚远。那时的北京城，没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也没有射向四面八方的立交桥，更没有川流不息的车和人。巍峨高大的城墙、宫殿与正南、正北傲然平卧的宽阔街道交相辉映。
而街道却连着胡同和四合院。
生活在四合院里的人们，和睦、安详、宁静。一如邓云乡老先生在他优美的散文《北京胡同》中所描写的：“开开大门，走出胡同，通向大街，通向外地，通向全世界；走进胡同，回到院中，关好大门，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说笑、游戏、读书、吃饭、睡觉……夏日的老槐，冬日的白雪，残秋的黄叶，春暖的浮云，散步在胡同中，脚踏实地，溜溜达达，早晨，迎着旭日；黄昏，踏着斜阳；遇到街坊邻里，老远就打招呼：‘您早！’‘您回来啦……，”古老而又温馨，即便是今天生活在繁华喧闹都市的我们，也会心心念念地向往着这种传统的富有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1911年的7月，杨绛就出生在古都北京的一座安详的四合院中。当时她家租住的别人的房子，那是很宽敞的一个大院子，有前后两进。后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有树就有飞蝶、蝉鸣和小鸟快乐地啼叫。风吹树动，满树的绿叶映衬着洁无纤尘的窗玻璃和窗外随风晃动的日影，仿佛王维的诗——诗中有画。
杨绛的童年就是从这“诗中有画”的意境中开始的，飘溢着书香。
她在家中行四。她是在父亲赴美留学回国后出生的，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家人都很溺爱她，昵称她——阿季。
阿季对人世最初的惶惑和疑问是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小小的她，心中的惶惑和疑问当然不是“我是谁？’’这样高深莫测的哲学命题，而是一个孩子对展示在她面前的世界好奇的张望——“他是谁？”
那时候，她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照片。那张照片先是挂在客厅幽暗的角落里，不久又被贬人吃饭间。照片的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先生。每每吃饭时，阿季就会望见这张陌生的照片。五六岁的阿季，在姐姐们和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已初识文字。虽然，她认识的字不算很多，但“补塘先生”这四个字她还是认识的，也是熟知的。“补塘”是她父亲杨荫杭的字，但照片上的这个人和自己戴着眼镜、严肃而深沉的父亲并无相像之处。
他是谁呢？
吃饭间没有人的时候，她常常搬个凳子，小小的一个人就跪在凳子上，仔细端详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也陌生地看着她。她很奇怪，照片上的人明明不是她父亲，可怎么又写着自己父亲的名字？她百思不得其解。藏在阿季心中的疑问，她始终没有发问，怕问了惹姐姐们笑，又怕招骂。但是，她心里始终想解开这个谜——他是谁？
不知什么时候，她突然醒悟，明白了落款不是标签，那个人不是她父亲，而是——黎元洪。
黎元洪在一个小女孩儿的童年生活里是很遥远的，只不过是一个挂在吃饭问角落里照片上的人。犹如一幅人们不喜欢、只是例行公事挂在墙上的画像。但在长辈们的生活中，黎元洪却是一个标志着时代结束和处于动荡的政治风云中的人物。
我们古老的祖国，自从夏朝以来，一直到清王朝，虽然经历过许多次农民起义和革命，朝代也历经易姓，但究竟脱不掉帝制的范围。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古老的中国终于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号，而“民”字是百姓的统称。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黎元洪阴差阳错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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