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深入探索谱牒学发展史，宏观论述其历史与理论，明确学科概念定义，是该领域第一部系统完备的通论性著作，填补研究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全书深入探索谱牒学发展史，宏观论述其历史与理论，明确学科概念定义；运用文化反映论的原理，探讨谱牒起源问题，对各个时期谱学发展及其代表人物与著作进行细致研究，展现其阶段特色以及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仓修良先生对于现存最早谱牒著作《世本》的研究，以及对司马迁、刘孝标、欧阳修、苏洵、郑樵、宋濂、方孝孺、章学诚等在谱学方面的贡献和地位等问题的探讨，富有鲜明的学术个性。此外本书研究了年谱和家谱的性质、价值和局限性，最后通过案例研究家谱辨伪的问题，揭示基本思路与方法，具有很强的学术实践意义。
序 言
谱牒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史学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谱牒学，简称谱学。
谱学随着其产生发展而有家谱或云族谱，亦称宗谱、统谱和年谱。家谱是记一家一姓的世系和人物的事迹，实即一家一姓的历史。章学诚与其好友邵晋涵对此都很重视。章氏曰：“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这不仅将家谱的性质下了定义，而且将其作用也予以充分的肯定。邵晋涵亦说：“至郑夹漈之为《通志》也，首叙氏族，又采诸家之谱乘见于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可见他们是把家谱、方志、国史都看作同样重要的地方文献。而历史上浙东学者对于文献之征集、整理向有优良传统，特别是吕东莱的文献之学，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其后，“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纪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衷据，其间文献之征，所见所闻、所传闻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
家谱乃是以表的形式表示家族世系之繁衍。而这种世系表，渊源甚早，一般都推始于《周官》。《隋书·经籍志》云：“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刬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其《邓氏官谱》及《族姓昭穆记》，晋乱已亡。自余亦多遗失。”这里虽引《书》、《传》，溯源《周官》小史，其实并无确凿之据，故所列最早者仍为《世本》，况其所述多为帝王世系或与帝王相关者之“帝族”。清代著名史家邵晋涵亦认为谱学起于《周官》，中经三个阶段，至唐末而衰。他说：“《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自官失其传，《大戴记》首述系姓，后如杜预之《春秋世族谱》，则以谱学附之于经；至应劭之述系姓，王符之论氏姓，又辅经而行者也。自太史公征引《世本》，考得姓受氏之原，至《唐书·宰相世系表》，则以谱学附之于史，其勒为专书、编分类次者，若挚虞《昭穆记》、王俭《百家谱》、贾希鉴《氏族要状》，胥能补史传所未备。五代以后，谱学散佚，于是士大夫之述家谱者，或推始迁之祖，或述五世之宗，守近而不能溯远，仅以叙同居之昭穆，而于受姓别族之源流，多未暇及，谱学之失传，所从来远矣。……自奠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凡三变焉。”这里邵晋涵不仅叙述了谱学的起源，而且叙述了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其代表作。特别是所讲的三个阶段，即由专官之掌，演为专门之学，最后变为私家之谱，这个结论大体是符合谱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这就是说，谱牒如同历史一样，最早是由专官所执掌，其目的仅在“奠系世，辨昭穆，别贵贱，识尊卑”。这就是谱牒的起源。
秦汉以来，无专官所管，学者乃从事编述。至于六朝，遂形成专门之学。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和提倡，出现了谱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潮。五代以后，此学遂衰，此后专治谱学而成家者亦不多见。正如邵晋涵所说，以后多为“私家之谱”。值得注意的是，从宋代开始，除“私家之谱”而外，又出现了单为个人作“年谱”的现象，特别是为著名的学者、政治家编写年谱，这应当说是谱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这么一来，不仅使谱学发展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更加富有学术价值。这是研究谱学发展史时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重要阶段。
谈到我国谱学的发展，首先必须提到的一部书就是《世本》。“《后汉书·班彪传》云：‘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其子固本之，遂著录其书于《汉书·艺文志》。”可见其书原为十五篇，内容的时间断限是从黄帝直至春秋。但从现在所见到的佚文来看，实际已记到战国末年，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迁”。所以近人陈梦家考订，此书实为战国末年赵人所作。司马迁作《史记》还曾有所引用，到了唐代已经残缺，大约在南宋已失传。因此，到了清代从事辑佚者不下十余家。从现有佚文来看，很大部分是记载世系，如《帝系篇》是记自黄帝以下和尧、舜、禹等帝王传受的统系，《王侯谱》是记夏、商、周三代和鲁、齐、秦、楚、宋等二十余国的世系，《卿大夫谱》是记列国卿大夫之世系，而《姓氏篇》则是记录当时所有的姓氏。尽管书中还记载了其他一些内容，但我们有理由可以肯定《世本》乃是我国谱牒最早之著作。
正如郑樵在《氏族序》中说：“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二书皆本《左传》。”司马迁作《史记》，“世表”、“年表”正是取法于此。其所记虽然皆属帝王、诸侯、士大夫之世系，实为后来记载一家一姓家谱宗谱之滥觞。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发展，在史学领域里从而产生了反映这一时代特色的史学旁支——谱牒学，简称谱学。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的需要，修撰家谱的风气盛极一时，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谱学专家和专著，并进而形成了专门学问——谱学。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遂成为我国历史上谱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到了唐代，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而这种著作形式尤为统治者和世人所重视，并出现了谱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高潮。郑樵对于汉魏六朝和有唐一代谱学之趋势及其概况有过概括性的评论，他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而国姓无定论。林宝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来。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篇，又有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状，以备选举。晋、宋、齐、梁因之。故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徐勉又有《百官谱》。宋何承天撰《姓苑》，与后魏《河南官氏志》，此二书尤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录》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柳芳有《永泰谱》，柳璨有《韵略》，张九龄有《韵谱》，林宝有《姓纂》，邵思有《姓解》。”他在这里提出“姓氏之学，最盛于唐”，这一结论虽不一定确切，但仍有其一定道理，最起码反映了唐代的谱学，在魏晋南北朝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末以来，谱学的发展进入了低潮，这是历来学者所公认，许多学者对于谱学衰落的原因还作了探讨和论述。如郑樵认为，五代以前，“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这一说法大体不错，但若进一步推求，则并不尽然。如“取士不问家世”，并非五季以来如此。众所周知，隋朝开始已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而这种制度到唐代已达到了成熟阶段。这种制度选举用人是以“文章进”，而不以“门第进”。当时做官则以进士出身者为荣，社会上甚至认为“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可见“取士不问家世”已不是当时谱学衰落的主要因素。苏洵当时倒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他说：“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这就是说，那些刚得势的新贵，既不愿讲家史，更不愿列谱系，关键在于怕丢脸，其实这正是五季以来谱牒废绝的重要因素。所以清人赵翼说：“盖五代以后，不崇门阀，故此学遂不复讲，又可以见各朝风尚不同矣。”可见，谱学之衰，关键在于“不崇门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开始，谱学发展中出现了为个人编写“年谱”的现象，这种年谱，大多是为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所作，有的是为前代人所作，也有的是为当代人所作，如宋人作《杜甫年谱》达六种之多，《韩愈年谱》亦不下五种，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程颐等，即在宋代已有人为之作谱的风气，到了清代可说已到达高峰，成为谱学发展史上第三个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