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再见，又恨又爱的故乡
一、大江东去
1923年5月初，十九岁还不到的巴金和三哥尧林离开了成都老家，搭一只竹篷木船，经宜宾，上重庆，再换长江上的大轮船出三峡，最终目的地是上海。当时还没有巴金这个名字，他的本名叫李尧棠。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生性敏锐、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对他第一次出夔门、闯三峡的经历竞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他后来的情况并不怎么样。李尧棠早在以“巴金”的名字驰骋文坛之前，就具备一个优秀著作家的良好素质：他对任何一种新鲜的人生经验，都怀有特别敏感的好奇心。每一次旅行都为他汹涌的文思提供了喷发口，他总要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一些沿途见闻，既是打发单调而寂寞的旅程，又是保留对自然、人生以至社会的各种看法。《海行》《旅途随笔》《旅途通讯》《旅途杂记》《华沙城的节日》……且不说这些行程较长的旅途，就是在那一年年底他与三哥一起去老家嘉兴塘汇李家祠堂祭祖，归途要从乡下乘船到火车站，不过是几个钟点的水路，他就写下了这么一段惊心动魄的感受：
……人到了这种时候，心中的感觉奇异得很，复杂得很，第一便是万念俱消，往日心中所想慕的英雄事业，至此完全成为可悲的梦境，好像英雄末路一样，只好在荒凉中废其余生而已，不复有他念，继而又想到以前的情况，去年此时还在温暖之室中，今年此日便在与烈风奋斗之一黑暗小船中矣，人事之不常若是。后来又想象茫茫之前途，与南京的情景。德良弟不耐黑暗，频开旁的小窗，有光线随之而入，然甚微弱，船篷外风甚剧，雨亦未止，船行已久……
文字难免幼稚，但想象力的丰富和观察事物的细致，实在令人吃惊。连这短暂的船舱经历也激起了他诸多联想，那么，这一次他出川入海，又是将近一个月的水上生活，怎么会不留下他的万般离愁别绪又千种新奇景碑？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曾经写过，但随后又丢失了。据他自称，1924年在南京想家想得最厉害的时候，总要写点什么，后来集成两本小册子，一本叫《给母亲的信》，一本叫《鸿爪集》，都寄回成都老家去，1930年大哥尧枚去世，他把这些最初的文学试笔都烧去了，只留下一种，就是后来出版的散文集《海行》。据此想来，这一次旅途的见闻录，或许就保存在那两本被焚成灰烬的小册子里，或许他还写过另外一种小册子，后来也喂了熊熊的火舌。尧棠烧稿的时候已经开始写作《激流》第一部，“巴金”的名字如日东升，他也许会嫌那些文章过于幼稚而随手扼杀了它们的存在。保留不保留这些作品，作家有自己的理由，但这对于研究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这本传记所设计的第一个内容，就只好如实付阙了。
作家在以后的回忆中，描写了当时他离家的心情：
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保全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离开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摔一个可怕的阴影。但是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呻吟，憔悴地等待宰割，我因此不能不感到痛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旧的礼教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巴金这篇文章写于1933年，正是他完成了《家》，把旧家庭当作一个封建黑暗王国的象征加以攻击。他的小说以自己在成都的老家作为原型，但是生活原型一旦成为文艺创作，它的内涵和面貌都随之改观，不知不觉地，人们以至作家本人，一都把这两个家庭——生活中的李家和艺术中的高家混为一谈，作家笔下的回忆文字也出现了煽情性的内容与评价——作家本人的这种被政治激情所异化了的感情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后，在《憩园》中才慢慢地流露出对老家的真实感情，而在他八十岁以后的《随想录》中，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老年人对幼年时代家庭琐事的温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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