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日本是否是我们的敌对方，或者对我们有所企图的迹象还没有出现。美国是日本最关注的一方。我想，美国即使不被卷入这场战争，也不可能对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利益被日本侵占这件事坐视不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能因为日本成为敌对方而感到非常苦恼，这使我们失去了一部分东西；但美国会被卷入战争，而且可能只会和日本作战，这又让我们得到了一些好处。经过得失的对比，我们觉得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不管怎么样，即使远东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们的主要目标在欧洲，决不能转移。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在黄海的利益不被日本侵占。假如日本参战，那么新加坡要塞是我们力量所能达到的最远地区。在地中海的安全得到保障之前，在意大利的舰队被驱逐出地中海以前，我们必须要坚守新加坡。
假如在战争初期新加坡要塞的驻军充足，粮食和弹药的储备至少能供应半年，那么我并不害怕日本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攻打新加坡。新加坡距离日本遥远，这就像索斯安普敦距离纽约一样。如果日本有围攻新加坡的意向，就要派出他们的主力舰队，这样才能让他们装载六万人的运输舰得到保护。日本攻打新加坡需要走海上交通路线，有三千英里的路程，如果日本的海上交通路线被切断，那么攻打新加坡的计划必然失败。也有可能出现一种例外，那就是印度支那和暹罗被日本占领，而且日本还要将强大的空军和陆军建在越过暹罗湾三百英里的地方。如果这样，上面提到的看法就不适用了。但是直到一年后才发生这件事。
日本想要在英国海军胜利并将新加坡牢牢坚守的情况下，发起对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进攻，是绝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保证澳大利亚免受侵略，不过我们必须按照顺序部署军事力量，要以自己的方针作为指导。因此，假设日本成为敌对的一方，它成功控制黄海后，再派遣军队到澳大利亚拓展殖民地的可能性并不大。日本如果想让澳大利亚对它产生畏惧感，那么长期拥有一支规模较大而精锐的部队是非常必要的。假如日本真的这样做，那么日本舰队就需要重新部署各地区的力量，在对澳大利亚的战争中只能处于长期分散的状态。无论何时，在地中海取得胜利对我们只有好处，这样才有力量抽调军队支援其他地方，让敌军与其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被我们强大的海军切断。我认为美国很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如果日本将其舰队和运输舰开向南半球，那么美国就可以告诉日本，美国认为日本的行为已经属于发动战争的范围了。我们现在可以试探他们对这种在遥远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本书的附录1列举了在1939年9月3日晚之前，英国、德国舰队的实力，已建和在建舰只都包括在内，也列举了同一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力量。我坚信(而且事实记录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本土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不会遇到一丝危险，是绝对安全的。我希望海洋上的敌人可以在开战后的第一年结束时被消灭。事实证日月，这些对于开战第一年的预计是正确的。对于远东地区在1941和1942年发生的变化，我会在此书必要的地方再次论述。
各大报纸(以《泰晤士报》为首)，认同五六名人员组成战时内阁，这些人员不受任何部门管辖。而且，为了在对战策略，尤其是重大策略方面，达成最大范围的共识，必须这样做。总之，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这五个人不管战争以外的其他事务”，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做法同样存在很多问题。一个政治家不管他有多么大的权威，一旦他远离具体事务，在他与同他密切联系的部门的主管大臣交往的过程中，就不能处于有利地位。海陆空三个部门的情况更甚，战时内阁的成员根本不能直接负责每天的各项事务。他们不能与海陆空三个部门的大臣平等地对抗，他们能做的只有做出决断，事先给出泛泛的指导意见或者事后发表看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海陆空三部的大臣对各项事务的细节都十分了解，在专业顾问的帮助下，能承担直接而具体的责任；战时内阁的成员能够做出决定的前提是他们能团结，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经常出现意见不一致的局面。战时内阁经常争吵不断，但战争的发展片刻不能等待就会变化出新的形势。战时内阁阁员不能像专部大臣那样掌握大小事实和数字信息，所以他们不敢批评责难。专部大臣负责具体事务的执行与指挥，也不会为内阁阁员增加工作负担。最后，战时内阁阁员每天的工作只是阅读文件和材料，无法将自身的知识运用在指挥战争中，不能起到减少工作麻烦以让工作更加顺利的作用，只能是在理论上指挥其他部门或者对其他部门作出评价。如果一旦各部门发生争执，只能选择仲裁或者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正因为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应该吸收外交和作战部的大臣。一般的“五巨头”都是因为在政治上得势才进入内阁的，而非有作战知识和才能的人员，在内阁中，至少要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进入的。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战时内阁阁员的人数就不得不激增，原来设置的限度根本不够。想要减少战时内阁人数的一个方法就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从我当政的经验来看，我不喜欢与顾问以及非专部的大臣讨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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