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常庚
我的兰大岁月
时间：2014年12月26日
地点：兰州大学档案馆办公室
人物：廖常庚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红叶
文字整理：陈闻歌 贾天聪
访：廖老师您好。档案馆开展了“萃英记忆工程”。请老先生、老校友讲一讲在兰大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作为历史资料在档案馆保存。今天请您做一些回顾。
廖：我今年82岁了。我是1952年在川南地区集中考试、选派，然后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派人来接并送到兰大的，和胡之德校长他们同年级。1952年我来的时候正好是宝兰铁路刚刚通车。那时候坐汽车从成都到宝鸡走了一个礼拜，再从宝鸡坐火车过来。当时是建国初期，特别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大概是中央统一安排的，有宣传说我们是来开发大西北的。
我们进校的时候还没有核物理专业。兰大基础条件很差，但是教师很尽力，课上得很扎实，在我们1952级上学以前，学生很少，一个班就是两三个人。我们这个班是全国招生的，有30个人。大部分来自四川，其余来自陕西和甘肃，上海有一人。还有些是来自部队、机关的调干生。来了以后，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但是老师很尽力。那时候是学习苏联，把翻译自苏联的《普通物理》作为教材，保证了教学质量。厚厚的三本书，方孝博先生、丁柏岳先生硬是把它讲下来了。后来，高等数学是马元鹏先生教的，他很认真，课讲得很好。理论力学是王定百先生讲的。后来北京大学派来了一些研究生，电动力学是曹吕奇讲的，他后来回北大了。徐躬耦是1955年来的，量子力学就是他讲的。他是学理论的，从英国回来的博士，推导公式不看讲稿，板书写得很整齐，口齿很清楚，课堂笔记整理后就可出版。所以我们普通物理、四大力学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因为没有专业师资，就是王雅儒先生从吉林大学学习回来，教了我们一点金属物理。安排了金工实习，车、钳、铣、刨，还开了机械制图，这都与理科关系不大，但对我们后来参加工作、开展科研很有用。研究中需要什么东西，自己就可以画图、加工、制造了，这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毕业后到外地实习，我是到沈阳的光学机械研究所实习的，这都是特殊待遇。当时的学习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环境安静，学得还是很踏实。我毕业的时候还得了优秀生奖。
访：您刚才讲的条件差，主要是指什么？
廖：那时候住房条件差，住的平房，没有暖气。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要住十几个人。当时上海来的一个同学，因为没有暖气，没有抽水马桶，就走了。我们洗澡没有浴室，露天搭个棚子，从一个大锅舀盆温水，把衣服一脱，热水一冲，肥皂一打，热水再冲，穿衣服就走。三九天都是这样的。当然那时候也有好的啊，住的不要钱，每个月有伙食费17块，所以吃得很不错的。我每个月还有3块钱的助学金。其他家里困难的有7块钱。那时候学校是在萃英门，最有名的就是至公堂，还有个大礼堂，就是主要的建筑了。还有个3层的学生楼，是高年级同学住的，我们去了以后就住平房。我是物理系的学生，毕业以后就留在物理系工作了，算是助教。在中级物理实验室工作，一个人负责安排和指导实验。那个时候我们毕业生的工资是73块，当时南方工资是40几块钱，有地区差异。现在是南方比我们高近两倍。
访：您曾经有到苏联留学的经历？
廖：1958年有个留苏的机会，是派学生到苏联学习的一个计划。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很困难了，大概科学院系统和国防系统出不去，就从高等学校派点人去。经过俄语考试就把我选上了。1958年10月到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本来应该半年后就去的，但是关系很紧张，总是联系不通，等了差不多一年。直到1960年3月，那个时候留苏预备班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他人到苏联去都是成批去的，我是一个人乘火车到莫斯科去的。被安排在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核研究室学习。导师还是一个名人，诺贝尔奖获得者，通讯院士弗郎克，他当时还在莫斯科大学兼核物理教研室的主任。我去了以后就是考试。核物理考试，给了本书，我就看。考试通过后，把我派到莫斯科大学去学核物理实验。但这个时候中苏关系越来越困难了，他们不让我们接触核研究项目。多次争取无效，所以我学了近3年以后，经报告批准就提前回来了。半年后全部留学生都被撤回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说要不要给你开个证明，我说不必，证明也没有什么用，没有要他的证明。因为没有参加研究工作，也没有答辩，所以没有学位。回来以后教育部还是承认的，专门发了个证明文件，认定研究生毕业。但是，学校仅把文件转给我，并没有认这个东西，职称工资都较同级教师低一级，因为调级提薪时我不在国内。
1964年回来以后就到现物系。那个时候唯一的设备是台电子管的高压倍加器，110KV，很大，有3层楼高。维护运转很难，经常出毛病，基本上没怎么用。实验核物理教研室负责人是一个年轻教师，叫李仁和。后来到教育部去了，当过发展规划司的副司长。我到岗后就让我主持实验核物理教研室工作。现物系刚建的时候，人不多，学生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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