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传：海晏河清看津门》：
天刚透亮时，有人拎着铁壶来买水了。掌柜的抄起一把大舀子往热锅里舀水，再灌入铁壶之中。买水的人拎着满当当的铁壶走了，塞给掌柜的一个水牌。就这样，老城里水铺忙碌的一天开始了，还有些住在附近的熟客陆续走了进来，有的还带着鸡蛋，用开水冲了喝。早年间，天津人一般早晨起来不点炉子、不做水，想喝热水，或者泡茶招待客人，直接到水铺买开水，熟悉的小铺和邻居日常都备了水牌，不熟悉的给现钱也可。
那个年代，在天津的任何一条街上都能看到挑水或者推着水车的水夫。虽然毗邻大河，但城内却没有饮用水源，明代军卫开凿的几口井水到清代初年就已荒废。清朝顺治年间，卫城内依然不见水井，衙门里设水窖，居民饮水都得到城外的河里挑水，生活极为不便。其他北方地方水井打出来的水，清甜甘冽；天津虽然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但大多是卤涩的咸水，因此大多数井水日常盥洗尚可，偶尔遇到几口淡水异常宝贵，多被冠以“甜水”美名。位于三岔河口以下河段的海河水因受潮汐影响咸涩难喝，北运河泥沙含量过高，只有南运河的水源情况尚可，因此大多数水铺用水多取自御河之水。天津人习惯把南运河叫御河，御河水甜，海河水咸。上世纪80年代引滦人津前本地人谑称天津有“四大怪”，其中“自来水能腌咸菜”说的就是海河水质。与我同龄的许多天津娃娃，如果不是小时候喝着自来水长大的，长期会被“四环素牙”困扰，1982年进京上大学第一次打开水龙头发现北京的水清凉甘甜，心里着实大惊小怪了一番。
当海河退潮时，河水又将大量的冲积物倾泻人海，海河水呈现一种黄中带红的颜色，这使海河的水质泥沙混下、咸甜不分。从河边挑回来的海河水，不仅咸甜不分，倒到水缸里还是一大锅泥汤子。在没有使用明矾之前，大多数人家要等河水沉淀澄清了才可以饮用，讲究些的，要烧开水。过去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周边的乡下，都有挑水为生的人家和供应开水的水铺。涨潮时无法挑水，有些靠近河边的地方，就在河岸附近挖一个土坑，涨潮时河水漫过水坑，落潮后河水自然就落在了蓄水坑中。天津虽然是九河下梢之地，却无法享受“靠水吃水”之利，饮用水历来是困扰官方和民间的老大难问题，过去天津人经常用“吃喝困难”来形容生活不易，就是这个意思。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更倾向于饮用冷水而不是烧开后的热水，并用这些冷水制造成各种西式的饮食。但在天津开埠初期，许多外国人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总要反复地提醒中国仆人“先把水煮开”，他们担心浑浊的生水容易滋生霍乱的细菌。
为了解决租界饮用水问题，工部局甚至论证过用刚开通的唐山到天津的铁路罐车运水的成本造价。1883年6月29日，当直隶总督李鸿章亲手打开上海自来水厂供水闸门，惊喜地看到浑浊的黄浦江河水在沉淀池里变得清澈，但回到天津之后，却发现同样是从潮汐河中取水，黄浦江涨潮之际取水可避免水源污染，但海河干流取水无论潮水多大也无法减少污染物。
在1898年英租界自来水公司铺设管道之前，那些住在租界里的外国人大多采用明矾过滤的方法解决日常吃水问题。先把有些浑浊的海河水倒进半人多高的陶土水缸里，用融化了的明矾在表面反复搅动，让水里的泥沙沉淀到缸底，再用一根顶端带有气孔的细竹管插到缸底，将这些泥沙吸附出来，再将水烧开或者过滤以供饮用。也有人尝试过开凿井水，但这些井水含硫太多偏于苦咸，并不适宜作为日常的饮用水源。
当《京津泰晤士报））持续不断地讨论如何解决天津供水问题之时，经过一年钻探尝试的法租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深层地下水源。1895年的霍乱之后，也有人怀疑海河水作为自来水的水源是否合适，直到后来沿河的水塔、泵房、过滤池和沉淀池陆续建了起来，一些外国人才打消了对海河水源的顾虑。直到1899年1月1日新年来临之际，经过4年多筹备、论证和建设的天津自来水厂终于开闸放水，这是天津第一套现代工业化的供水系统，消防和街道公共清洁用水依然使用未经过滤的海河水。
在天津设卫筑城500年后，从1903年3月开始，一家由美国人、德国人、荷兰人和中国人合资成立的济安自来水公司开始向天津城区供应自来水。这家水厂建于乾隆年间名噪一时的水西庄旧址，周边为西北角回民聚居区，水厂的大部分中国员工为回民。当这些曾经以漕运、贩卖为生的回民拿起镐头在已经拆除的城墙马路上挖开地面时，他们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座始建于1404年的卫城从喝水问题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至1910年代，自来水公司的管网已经遍布老城中大多数主要街道和关上关下、官南宫北等商业区，但除了少数的天津大宅，伸出地面的自来水龙头大多并不是在居民的家里，而是竖立在街角，只有买了水票才能在水龙头下接水。后来，自来水公司将分水和收取水票的工作交给水铺管理，但依然阻止不了挑水夫私下将自来水与河水混在一起的恶性竞争。无奈，自来水公司只能采取阶段性降低水价的价格战，但也只是有些局部效果。不仅是自来水，这样的冲突还在后来修电车、建商场等一系列新事物的引进过程中持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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