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概念，似乎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理解：就时间即“纵”而言，始自上古三代，历经汉唐宋元，降及是有清诸朝，均在其规范之内；就专业领域即“横”而言，则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等等，全都包罗其中。甚至，鉴于社会制度、意置于“传统中国”的范畴内进行研究。显而易见，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必须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是为传统中国研究的特色，也是它的观点。千百年来，人们就是在原型或真相因各种原因被掩盖、被扭曲的情况下阅读、理解传统和传世文献的，面对这些传统、传世文献的某种程度误解就构成了真实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本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连续性出版物，在学术界获得良好的口碑。本辑收录多篇讨论古代经济史、古代文化史和海交史的论文，亦有专题讨论考古文献所见早期中国，见解深刻，颇有新意。其他文章，诸如史料整理、书评等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民国徽州社会的婚姻冲突：以妻子出逃现象为中心
□李甜 王靖
摘要：在徽州民众的婚姻生活中，妻子出逃这一极端行为的相对普遍性，为理解民国时期徽州基层社会的两性关系、家庭权力格局、生活观念变迁提供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基于101个案例的分析，将妻子出逃现象按照类型分为感情破裂、与人私奔、娘家干预、夫家干预、被人诱拐五类，还原该现象产生的社会情境，并分析一起女婿与岳母争夺逃妻的诉讼案。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女性在婚姻冲突中的能动性，以及娘家对女儿婚姻的干预程度和利益动机，从而推测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的家庭结构中，夫妇轴已出现取代父子轴成为新的家庭主轴之趋势。
关键词：家庭结构；感情破裂；徽州商人；娘家；夫妇轴
一、 学术史回顾
费孝通先生曾对中西家庭社群的差异作了比较，认为西洋家庭团体中以夫妇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而中国家庭的主轴则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只是配轴，需要服从于“家庭”这种事业社群的纪律。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2页。费孝通的观察取自民国时期一般社会情形，彼时，部分城市女性的性别意识已觉醒，开始塑造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但在城市底层和广大农村社会，女性依然生活在缺乏能动性的环境中。鲁迅先生也注意到普通妇女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的诸多困境，他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中这样担忧：“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近年以来，学界围绕“娜拉们”的生存境遇，已有不少论著触及要旨。关于妇女出逃的研究，按研究对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女工和学生，这两类人群是民国时期逃婚人数最多的群体，其中女工的实际逃婚人数远超学生。
费孝通曾以缫丝业女工的例子，说明女性务工有助于改善妇女社会地位，而“妻子从丈夫处分离出来会使婚姻的关系松散”，也直接影响到夫妻关系。另一些研究聚焦于城市底层妇女。马钊基于民国时期北平地区妇女“背夫潜逃”现象，关注民国时期司法理念和社会观念的内在紧张。程为坤认为，底层妇女进入城市空间的行为是为了从城市转型中获得利益，但并不完全意味着妇女的解放。不少学者倾向从妇女出逃案例中发掘民国时期的离婚、财产、思想观念诸问题，指出法律给予妇女更多的自主权，但具体实践中男性仍可通过操纵法律以限制妇女权利。
从研究地域来看，学界焦点在沿海的大中城市，内陆及农村地区的妇女境况仍有较大探讨余地。苏成捷曾指出，传统妇女史研究者偏好于聚焦特定历史时期、地理空间内的受过教育的精英女性，泛泛地理解所谓的中国女性。徽州作为一个对外输出移民的商业区域，近代以来渐次受到新式思潮影响，民国社会转型时期徽州妇女的生存状态展现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留存至今的海量徽州文书和徽州地方报刊，刊载不少婚姻冲突的案例，对理解近代徽州妇女的婚姻生活及她们的思想观念颇有助益。本文将利用徽州文书、报刊等史料展示徽州女性通过离家出逃以摆脱婚姻关系的极端行为，揭示其背后反映的底层民众生活处境和社会情境。
二、 妻子出逃现象的主要类型
“隐恶扬善”是方志、谱牒等传统文献类型的书写取向，像卖妻、逃妻、拐骗等负面消息几乎被屏蔽。譬如《梁安城西周氏宗谱》祠规称：“派丁男妇有忤逆乱伦及犯奸为匪经官者，并卖妻女与人为妾者，即行革出，生死不许入祠。”检视各类谱牒，可知这类祠规具有普遍性。但其规定也许只能表明，儒家伦理指导下的宗族制度排斥非正常婚姻，然而“革出”只是将当事者排除在宗族记录之外，却无法证明此类社会现象走向消亡。
与上述文献不同，留存至今的徽州文书有不少妻子出逃的记录。一份清后期黟县古筑村的算命卦单显示，问卦者妻子被认为逃到南方，之后将借道东方而归，即便未能按期归来，也会知晓她的下落。这份求神问卦单是逃妻丈夫采取的搜寻策略之一，为此他需要支付77文服务费。在民国初年，婺源县沱川乡查平坦村寡妇查詹氏，螟蛉子查文开迎娶詹灶松的女儿后，经常趁为店东监布的机会回家暂住。儿媳怀孕不久，即要回娘家养胎，查詹氏婉言延缓不成，儿媳于某夜“卷首饰与各物件魆逃”，查詹氏前后8次求接，娘家则变本加厉要求退婚，查詹氏只好请当地乡约介入。徽州人胡本鍢的一份合同中提到，三位兄长“虽经娶室，该室逃亡殆尽，竟无一嫂可存”，祖上遗产先后被父亲和嗜赌的兄长们转卖，他为保全祀产被迫做出善后之举。
自民国以来，随着新式报刊媒介和社会思潮的传入，在徽州地区形塑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妻子出逃作为一种极端的婚姻冲突方式，卷入者也从求神问卦发展到登报警告、发布启事等新方法。作为新式媒介的报刊，不需要承担传统文体规范的约束，其娱乐性功能也使逃妻、私奔等夺人眼球的新闻更容易披露。同时，登报声明也发展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抗议渠道，甚至成为离婚手续的组成部分。
为分析民国徽州妇女的出逃现象，本文以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徽州日报》《徽州日报》1932年10月在屯溪创刊，至1949年4月终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徽州地方报纸中报刊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本文利用的是安徽省图书馆馆藏胶卷。为例，统计该报1933—1949年登载的启事、新闻，最终筛选出101个有效案例。本文对“逃妻”的限定是：在夫妻双方未经协商的前提下，由于妻子突然离开而陷入的婚姻失序状态。所以，那些事实上已经分居多年的夫妻，不予统计。为了凝练主题，妻子的身份包括妻和妾，但不包括寡妇（因为丈夫已死，逃避的对象发生变化），也不涉及妻子自杀、典妻卖妻、解除婚约、离婚纠纷等其他类型。
《徽州日报》是一份有政区属性的地方报纸。101个案例分属歙县、休宁、祁门、绩溪和黟县，所涉妇女均为徽州人，事例涉及周遭的石埭、乐平、遂安、芜湖等地。究其原因，婺源于1934—1947年划属江西，故此时期的婺源人缺乏到该报购买版面发布启事的动机，这从侧面证明了登报声明的半官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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