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以群体为单位生存的社会性存在，是在与不同群体的互动和冲突中发现自身的，人类社会生活面的不断扩大，群体与群体间的交往就越来越不可避免，这就由此形成了早期的氏族和部落，赋予人类必然具有的一种社会归属感。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说：“人类行为的另一个遗传特质是对最初归属的集体有着强烈的本能性冲动。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大部分社会性动物中。如果被强制性地孤立于群体之外，个体会陷入长久的痛苦中，并有可能走上疯狂之路。一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比如在他所属的部族中拥有的地位，是他个性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给成员以优越感。”①人类必须生活于群体中的事实，以及群体间必然发生互动和冲突的结果，决定了在人类社会中，族群的存在几乎是作为人类存在而与生俱来的现实。
族群作为一个概念被使用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族群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则是一种社会存在。族群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其实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人类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与民族、民族国家始终是关联在一起的。
从19世纪开始，以欧洲为起点，人类社会开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始于19-20世纪的一场泛世界的政治文化运动，肇端于欧洲，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而影响到整个世界。迄今为止，全球普遍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说：“从根本上说，这种有计划的‘民族建构’是一种现代的过程，在1789年之前找不到类似的实例……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现代主义不仅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的现象。民族、民族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整个‘民族国家国际’共同体都是现代的现象。”①现代化强化了世界更广泛深远的联系，具备了将不同文化身份和不同文化认同的人群聚集于一个共同的空间，或者通过印刷科技的形式创造出一个具有无限想象力的空间的可能性。印刷资本主义的这种超越以往传统时代的超强的传播性表面上将世界带向一种同质性，而实质上，则是将各种人群间文化上的“异”更好地呈现出来，让世界呈现出一种显在的多元性状态。正是这种多元性和符号性上的林林总总，人和人群间的身份与认同就显得特别迫切和有必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阐述道：“只有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②而这种对于远方、对于异域、对于从未谋面的很大一群人的了解、认知、认同或者拒绝、排斥、对抗，只有在印刷资本主义时代、在航海时代、在机械时代、在现代科技引导生活的时代才会大范围地发生，这也才会普遍地导致人们文化上和身份上的焦虑感，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认同上的需求。安德森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的舞台。”①正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泛世界的思潮，使得人们普遍渴望有明确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需要在文化上和身份上获得归属感和认同，由此，现代意义的民族就产生了。安德森也正是在这个视角中对民族进行阐述，将民族看成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开始，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②。在安德森和史密斯的理解中，民族始终是一个体现出鲜明政治诉求的人群实体，是一个既体现出文化的共同性，又更多地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共同体，很多时候，民族与领土、疆界等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是现代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而比民族低一个层级的族群概念，则更多地被看成是一个文化上的人群团体，强调和注重的更多是人们文化上的共同性和人们的文化身份，族群可以存在于民族之中．或者可以与民族并存。族群的存在，作为一种事实，是早于民族的。他们二位更多地倾向于民族是现代性的建构，而族群则可以包含和体现出历史性的延续。史密斯分别将民族和族群定义为：民族是“具有名称，在感知到的祖地上居住，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族群是“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与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民族占有土地，而族群则仅仅象征性地与之相连”。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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