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欧洲人不震惊于中国的幅员之辽阔，他们觉得，中国每一个省的面积几乎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由于地理学尚不发达，欧洲人以为中国的领土呈四方形，东南濒临大海，西部边界止于陇西，南部达于海南岛，长城则是中国的北方边界。他们把长城以北地区称作鞑靼，而所谓鞑靼人则包括满族、蒙古人和聚居在中亚细亚的许多民族。欧洲人认为中国得天独厚，除了北方沙漠，东、南、西三面都有天然屏障。
卫匡国的《中国新图》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对于中国地理的无知状态，他不但一一列出了中国15个省各自所辖的州、府、县，而且介绍了各地的地形、山川、城市、物产、交通以及名胜古迹等，所以到了17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所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在此后将近200年中，并无实质性的增补或变化。正因为如此，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说，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甚于对欧洲某些地区的了解。
中国有许多大城市，最著名的是北京、南京、广州、泉州、杭州、苏州、西安。作为首都，北京理所当然地得到最多的介绍和描述。北京的内城被称作“满人城”，外城被称作“汉人城”，在内城之内还有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内是皇宫，其体量之大俨然是一座城市，红墙黄顶，宫殿无数，高台玉墀，气度非凡，置身于其中便自觉渺小。不过，欧洲人觉得，由于门窗不使用玻璃，官室内光线不足，相当昏暗；宫殿虽然雄伟庄严，但是缺乏必要的采暖设备，冬季室内温度很低，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往往冷得发抖。北京的街道整齐，商业繁华，但是黄土路面带来许多不便，大队人马经过时，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看不清五步以外的人和物。南京曾是明朝的京城，与北京一样有雄伟的宫殿和宽阔的街道。居民人数也不在北京以下。广州是澳门之外西洋人最熟悉的中国城市，杜赫德说广州的体量与巴黎不相上下，但商业更加发达；站在珠江边，能看到来自欧洲各国的商船。杭州和苏州以其妩媚的景致享誉欧洲。杭州的名声主要来自丝绸和西湖，而苏州则因其市内众多的河道而闻名，马可·波罗曾将苏州比作威尼斯，17世纪以后来华的欧洲人大都认同这一评价，而且指出，若就桥梁的数量而言，苏州则在威尼斯之上。西安作为古都，名声不小，但因地处内陆，到过其地的欧洲人不算很多，它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与出土于其近郊的“大秦景教流行碑”相联系的。到过中国的欧洲人认为，除了这几个城市各有特色外，大多数中国城市是按照一个模式建造的，到过其中一个，便等于到过其余所有城市。
欧洲人对长江和黄河比较熟悉；他们还知道，除了大型河流外，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小江小河，为中国人带来了舟楫之便。对于中国的名山，那时的欧洲人知之甚少，也许因为中国的名山大多与佛教或道教有关，而西洋传教士无论属于哪个教派或修会，都视佛教和道教为传播福音的大敌。
也许由于耶稣会士很少提到中国北方的严寒，许多欧洲人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地处温带，气温适宜，风光秀丽。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在珠江航行时，对两岸的景色做如下的描绘：“两岸绿油油的稻田一望无际，犹如美丽的草场，其间河道纵横，从远处望去，不见河水，唯有小船往来于河上，宛如在草毯上滑行。远处小山顶上绿树成荫，山谷芳草鲜美，就像是巴黎的土伊勒里花园。”在这如诗如画的土地上，盛产稻米和各种蔬菜水果以及鱼虾，所以一些欧洲人觉得中国得天独厚，凡是欧洲有的东西，中国无一匮乏。德国耶稣会士基尔歇为此喟然感叹，不明白上帝为何把天堂安排在这个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度里。
某些欧洲人曾经认为中国是埃及的殖民地，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法国学者德梅朗早在1734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得到法国汉学家德经和英国的伦敦科学院两位学者的支持。作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较多发言权的在华耶稣会士，1763年受到伦敦科学院的咨询，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给予否定的回答。
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外貌，主要来自游记中的文字描述和各种艺术品中的图像。男人圆脸小嘴，蓄八字小胡，戴着形似灯罩的帽子，女人穿着肥大的绣花袍子；无论男女老少，总是佝偻着身子，似乎永远直不起腰来。到了18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发现。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与实际不符。一位游记作者写道：“从来自中国的瓷器上所见到的人物画推断中国人的长相，肯定会得出完全错误的印象。事实上，他们既非那样丑，也不那样滑稽可笑。”在陡峭的山崖上，在曲折的小河边，人们在小巧的亭子里饮茶，谈天，听松涛，临晓风，望彩云明月；阳春三月在绿草如茵的田野上放风筝，在柳树成荫的河边垂钓——这就是许多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