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代表性著作“四部断代史”之一，畅销百年，依然是当代全面了解秦汉史的必读书目。
秦汉作为大一统帝国的起源，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草创时期，对后世影响深刻而漫长。本书以四史等正史为基础，内容严谨可靠，既有通贯的格局，又有细节的斟酌。全面将秦汉王朝的统一与衰败呈现在读者面前。对学习秦汉史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本版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张耕华教授的指导下，增补了文下注，导读，以及插图和手稿。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张耕华长期致力于吕思勉遗著的整理工作，对吕思勉著作有极深的研究。本版印制，张耕华教授增补了篇章，并撰写导读，引导读者了解、阅读本书，领悟历史和文本本身的精妙。张耕华教授。还提供了吕思勉先生各时期的照片、手稿，此次出版一并付印，留给读者缅怀先生，和感受先生严谨的写作、治学精神。
3、精装印制，设计大气典雅，采用大开本大字体，既可亲子护眼阅读，又有收藏价值。
吕思勉著作受制于体量庞大，市面上多采用小开本小字号设计以节约成本。本书采用大开本大字体设计，极大提高了阅读舒适度，既不伤眼，还可随书记录笔记，且适合亲子阅读。同时精装印制，设计大气典雅，极有收藏价值。
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盖人非役物无以自养，非能群无以役物。邃古之世，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此实人性之本然，亦为治世之大道。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为外物所格。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于无穷也，而所处之境限之，则争夺相杀之祸，有不能免者矣。争夺相杀之局，不外两端：一恃强力夺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劳作以自养。其群之组织，既皆取与战斗相应；见侵夺之群，亦不得不以战斗应之；率天下而唯战斗之务。于是和亲康乐之风，渺焉无存；诛求抑压之事，扇而弥甚。始仅行于群与群之间者，继遂推衍而及于群之内，而小康之世所谓伦纪者立，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又其一为财力。人之役物也，利于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则由其能协力，此自邃古已然。然协力以役物，仅限于部族之内，至两部族相遇，则非争夺，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则各求自利。交易愈盛，则分工益密，相与协力之人愈众，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故商业之兴，沛乎莫之能御。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职，无所谓为己，亦无所谓为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之风，则自此泯矣。盖商业之兴也，使山陬海遖，不知谁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协力之途愈广，所生之利愈饶，其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损人利己之道行之，于是损人利己之风，亦遍于山陬海遖，人人之利害若相反，此则其害也，语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至于人自私其所有，而恃其多财，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轹，而其祸有不忍言者矣。由前之说，今人所谓封建势力。由后之说，则今人所谓资本势力也。封建之暴，尤甚于资本，故人必先求去之。晚周以来，盖封建势力日微，而资本势力方兴之会。封建势力，如死灰之不可复燃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燃而欲燃之；资本势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为晚周至先汉扰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变，或且以为不可变，言治者但务去泰去甚，以求苟安，不敢作根本变革之想矣。故曰：以社会组织论，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也。
《汉书·货殖传》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閒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銲弋不施于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蹵鱼颬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无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褐不完，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无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此文最能道出东周以后社会之变迁，及其时之人之见解。盖其所称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则人与人相处之得其道。此实大同之世所留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为礼之大人所能为，《先秦史》已言之。然世运既降为小，治理之权既操于所谓大人者之手，人遂误以此等治法为此大人之所为，拨乱世，反之正，亦唯得位乘时者是望。其实世无不自利之党类，望王公大人及所谓士君子者，以行太平大同之道，正如与虎谋皮。然治不至于太平大同，则终潜伏扰乱之因；其所谓治者，终不过苟安一时，而其决裂亦终不可免；此孔子所以仅许为小康也。先秦诸子，亦非不知此义，然如农家、道家等，徒陈高义，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墨家、法家等，则取救一时之弊，而于根本之计，有所不暇及。儒家、阴阳家等，知治化之当分等级，且知其当以渐而升矣，然又不知世无不自利之党类，即欲进于升平，亦非人民自为谋不可，而欲使在上者为之代谋，遂不免与虎谋皮之诮。此其所以陈义虽高，用心虽苦，而卒不得其当也。参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秦汉之世，先秦诸子之言，流风未沫，士盖无不欲以其所学移易天下者。新室之所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见，而其时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一击不中，大乱随之，根本之计，自此乃无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见听矣。此则资本势力正当如日方升之时，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