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文集（第八卷）》：
《史学》第三一五号发表的孙达人同志谈“让步政策”的文章，确是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读了之后，我感到孙达人同志对那些对“让步政策”赞不绝口的意见的批评，以及对某些“让步政策”具体内容所作的阶级分析，都是很好的。但是，要想对“让步政策”作根本否定，孙达人同志的文章似还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到农民起义的作用。我同意孙达人同志的阐述，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的打击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第一，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王朝；第二，起义军在起义中镇压了许多地主分子，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从而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但是，我认为，在这两方面都还包含有“让步政策”这么一个问题。
孙达人同志说：“农民战争爆发了，它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了封建王朝。这就是制止了地主阶级对生产力的野蛮破坏，挽救了社会的毁灭。”对于这一论点，还需要作具体说明。
毛主席告诉我们，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又指出：“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9-620页）旧的王朝被摧毁了，新的王朝又建立起来，地主阶级依然存在，社会生产仍然要在这样一个生产关系下进行。当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主要是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可是在客观条件上就不能不估计到这个“让步改策”了。比如汉初和唐初的兵徭役与它们的前朝相比就是有所不同的，难道不可以说有一些“改善”或者“让步”吗？这种“让步”不是“被迫地”又是什么呢？
是的，整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的压力”确实是无时不有的，像汉唐“盛世”那样的时候也有武装形式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这种“压力”有时候会大一些，有时候又会小一些呢？同时还可否说，统治者对这种“压力”的态度也会因人、因时而异呢？我认为，事实上是存在着这些不同情况的。正因为有这些不同，才有“让步政策”这个问题产生；也正因此，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始终采取这个“让步政策”（像孙同志所推论的那样）。
孙达人同志还谈到封建束缚的松弛。不错，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发生了一个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关系削弱的变化，这当然是农民群众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在统治阶级被迫“让步”之后，这种变化来得更快更彻底。拿唐朝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来说就是如此，尽管“唐律疏义”还照抄了一些旧的律文，然而终究还是取消了那些不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内容。
孙达人同志所说的另一方面，即由于起义群众在起义过程中杀死和赶跑了一些地主，因此起义经过之后，土地集中的现象有所改变，自耕农的数目有所增加，从而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不能说是统治阶级让步的结果。孙达人同志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这种情况也和“让步政策”有些关系。例如统治者实行“均田制”，应该说主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我们不能说“均田制”毫无“让步”意义，这只要拿实行“均田制”的唐初和不实行“均田制”的东汉初作个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
历史上有那么一些可以称为“让步政策”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估价它。近几年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我们在估价这个问题上提高认识的。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
第一，“让步改策”是被迫地“让步”，它是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表现之一，也可以说是农民群众阶级斗争的结果。前两年，有些同志强调什么“直接作用”，只承认王小波、李顺、钟相、杨么和李自成等在起义过程中“均贫富”“陆耕水战”“均田”等的作用，其他的就不算。这是不能使人同意的。
第二，“让步政策”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它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揭露它的阶级实质，同时也不能把“惠而不给”的谎言甚至根本没有“让步”因素的政策，都说成是“让步政策”。过去在这方面是忽略了的，应该纠正过来，并且要大讲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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