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1.基因强大、生生不息
基因是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全部信息，它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我们借用“基因”这个生物学概念来说传统文化，能更直接地说明问题。中华文明的诞生，是因为中国大地上的自然条件优越，水量充足，适合生息繁衍、积累能量。正是在这样独特的气候地理条件下，中华民族的先民得以生存。有了人，有了人的活动，文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中华文明从起源时期就具有的独特“个性”，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这里区域广袤、纵深跨度大、气候适宜，给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给人们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范围，迁徙流动选择性强，抵御自然灾害和人为危机的回旋余地大，物质生产生活、精神积淀的连续性能得以较好地保持。其二，先民们精神基因归宗同一，普遍认定代代衍生皆为炎黄子孙，并形成了具有高度凝聚力、兼容并蓄、百折不挠的文化精神。其三，自诞生的那一刻起，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便时常经受考验，在磨砺中取得了不断生长的机会和条件，愈挫愈强。历史上，曾有过外来文化的强势扩张，如佛教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输入；亦不乏血与火的洗礼，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与近代列强的入侵。但最终，入侵的游牧民族被中原文化的先进性所征服，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外来文化亦经过自身调适而与中华文化融合。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熠熠生辉。
2.包容并蓄、中庸致和
同任何一种绵延至今的文化一样，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包容并蓄的特性，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气质。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文化元素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包容的多元统一体。在相当早的时期，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这就是早期的华夏文明。华夏文明凭着她的包容精神，把周围的异族吸引进了这个中心，经过上千年的交汇融合，到了汉朝，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这个中心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构成具有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体系。这样的民族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她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并使其绵延不绝，她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的生生不息。陈寅恪说“中国是文化大于种族”，这可以理解为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能用文化来包容、调和，同时有意识地避开极端，中和各方，以达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境界。
我们可以拿广府文化的形成与特点为例作进一步说明。广府文化地处的岭南地区，由于南岭的阻隔，形成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然而其核心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区，虽也断续分布着丘陵，但河网纵横通达，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优越的地理环境方便了人流、经济的往来，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因而塑造了广府文化开放包容的特性。历史上，北方战乱曾引起数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在填充和开发了江南地区后，移民波浪式地推进到岭南地区，南越先民的土著文化与历史上不断涌入的移民所带来的中原文化、江南文化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广府文化。到明清时期，广府文化已具有比较成熟、稳定的形态。从广府文化的形成而言，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包容性。清朝中叶起，广州一口通商，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对西方交流的窗口。近代以来，沿海口岸虽不断开放，但广州在对外交往方面的地理与历史优势使其无论在中西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都非其他口岸城市可比。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强势冲击与裹挟之下，广府文化展现了她极强的生命力和包容并蓄的特性：一方面，与殖民地不同，香港、澳门在英、葡政府的统治下，广府文化仍是社会中的主流，是当地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所流行的粤语歌曲、影视剧中，均能体味到浓浓的家国情怀之感与传统文化之美。它们虽产自香港，但其广府文化的特色与中华文化的底色，引起内地和海外中华儿女的情感共鸣，因而风靡一时。另一方面，广州、广东作为近代以来与西方交流的窗口和开放的前沿地，善于包容学习，长于务实创新，为广府文化又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使其增添不少新元素。岭南画派、建筑园林、粤语语汇、粤菜饮食以及以广彩、广绣、年画等为代表的工艺美术，各种形式的广府文化中，多少都能觅到西方文化的若干影响和西式元素，它们融入广府文化中，使广府文化独树一帜，成为近代以来与京派、海派鼎立的文化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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