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传统中的文化特质》：
春节前的三天，也就是农历腊月廿八到三十，是广州的花市。凭借秦牧先生的名篇《花城》，广州花市的声名不胫而走。“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境况今日依然。在这个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时代，别的城市也开始出现花市，但是显然都不及广州的著名。花市，无疑于以广州为中心的“文化圈”的一个文化特质，构成广州一种独特的民俗事象。
古代也有花市。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所云，在两宋之交，洛阳就有花市。洛阳的花，以牡丹最为知名，还留下过与武则天“做斗争”的美丽传说。国人向来公认牡丹为第一花品，故又称之为花王。牡丹在唐代已见于记载，开元中盛于长安，至宋在西南以天彭所产为冠，在中州则以洛阳所产为冠，因而洛阳花市的存在实乃顺理成章。两邵的书，便记载了花市的零星片断。顺便说明，邵博乃邵伯温之子，他说过写书的目的就是要续父亲的《闻见录》，故以“后录”名书。
洛阳花市的时间不是局限于年关将至之际，而是在农历的三月。《闻见录》云，洛阳“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人们便“于花盛处作园圃”。这时“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欢呼”，玩儿个痛快，也喝个痛快，至于“不复问其主人”，这块地方是谁家的也暂时不用管那么多。等到天黑，则开始游花市，卖花的人们把花装在竹篮子里，“虽贫者亦载花饮酒相乐”。时人赋诗云：“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呈现出一幅欢乐祥和的图景。花的品种很多，在哲宗元祐年间已达百余，其中自然以牡丹为贵。牡丹则又以姚黄、魏紫为尊，所谓极品，洛阳人根据二花的色泽、形态，还分别昵称它们为王、妃。邵伯温本身就是洛阳人，这一番盛况令他不能忘怀。但在徽宗政和年间，久未回乡的邵伯温路过洛阳，斯时正值春季，却发现往常热热闹闹的“花园花市皆无有”，他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人家告诉他，种不得了，花还没开呢，地方就“遣吏监护”；刚一开，马上“尽槛土移之京师”，送去讨好达官了，并且还要标上这是谁家种出来的，以后“岁输花如租税”。种花出名，反倒成了负担，岂非自讨苦吃？据说在王昭君的家乡，“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炙其面”，把孩子的脸先弄丑了再说，大约形同此类。百姓害怕自己的女儿因为漂亮而入宫、而“出塞”，只有未雨绸缪。这么看来，花市之废，是由不良吏治风气造成的。
至于花市的地点，《闻见录》云，是“择园亭胜地”。洛阳那时的确有不少园亭，《闻见后录》里罗列了许多，并且认为“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杨文公谈苑》里有个叫室种的武夫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他称赞洛阳“大好”，好极了，就是有一点不好，“苦于园林水竹交络翳塞”，让他打猎的本领施展不开。他说：“使尽去之，斯可以击兔伐狐，差足乐耳。”在众多花园中，尤以宰相富弼的“景物最胜”，所以富弼每退朝回家，“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尽情享受。相形之下，司马光的则“卑小”，不仅没法与富弼的比，甚至“不可与他园班”。其中的读书堂，不过“数椽屋”，几间房子而已；这且不算，“‘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但司马光自名之“独乐园”，根本就不讲究或攀比，有自己的别种追求。所以邵博赞叹地说，为人钦慕与否，“不在于园尔”。
倘说百姓能到这些王公的园子里赏花，是不可想象的，尽管邵伯温乐观地认为“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果然，在《闻见后录》卷二十五“天王院花园子”条可以窥见一点端倪。那该是个神话里什么天王的遗址吧，里面池亭皆无，所以得了“花园子”的美称，是因为那里“独有牡丹数十万本”。每到时令，全城的花农便“毕家于此”，“张幄幕，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等到一切结束，天王院“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可见正是这个废墟般的地方，才是百姓们的享乐所在。邵伯温于款款深情的追忆之中，未免不自觉地美化了逝去的现实。
洛阳的那些园林，最后被“裔夷以势役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亦即毁于“靖康之难”时金兵的战火。苏东坡的门生李格非为此写过一篇《洛阳名园记》，令邵博“读之至流涕”。李格非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拍马屁，艳羡谁家的如何堂皇，而是旨在引起后人的警戒。他问道：“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于此，得乎？”在李格非看来，百姓的欢愉是理所应当的，作为各级官员却不可以一味地惦记着自己的享受，还要想想肩上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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