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该书是蒙文通先生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集中论述，着重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与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关系，在以梁启超、金毓黻等为代表的书目解题式研究之外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
2.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蒙文通先生对于我国古代史学的研究，虽然不断有论著发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就某一史书、某一史家或某一史著体裁进行的研究。名之为史学史的专著，基本上是史学名著的介绍。蒙先生的这本著作，是一项没有先例的重要创举。
中国史籍之富，并世诸国，莫之与京。以我国土广民殷，开化最早，文献之传，百世所崇。是以记载纷纭，难可统纪。欧美列邦，建国既晚，诚不足校。即印度宿称古国，经乘浩穰，亦史缺无征。则以群希出世，其于人事陈迹，藐不关怀。中国则所尚者儒学，儒以六经为依归，六经皆古史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遵先王之法，为奕世不易之规。此故志新乘所由绳绳靡绝者欤？则称中国为历史之国家可也。篇籍既博，则事宜钩要，苟徒取糟粕，尘秽简牍，而欲以穷其蕴奥难矣。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体制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诚以析理精莹，则论列足采；视天梦梦，则去取斯昏。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先秦诸子，不可及也，故于时国史、家史，众制并作，灿烂足观。至汉仅经术章句之儒耳。魏晋名、法、道、墨，杂起朋兴，高谈名理，弃汉学若粪土。而干、孙之作，号五百年史例中兴，此史学之再盛也。至唐则宗教大盛，士惟知笃信谨守，于是令狐、姚、李，尚不得为记注之良，更何论于撰述，而史又衰。其在北宋，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于是司马、欧阳，前驱拥彗，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又一盛也。晚宋至明，而史几乎以熄。舍此三时，虽有纂述，才记注耳。记注、撰述，判若渊云，岂可同语？滥竽良史，即班述《汉书》，唐修五史，搜罗非不博，比校非不明，然漫无纪要，未睹风裁，谓之整齐故事则可，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宁无歉然？爰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清世以师资既昵，亦举大要，俾明流变。
中国则所尚者儒学，儒以六经为依归，六经皆古史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遵先王之法，为奕世不易之规。此故志新乘所由绳绳靡绝者欤？则称中国为历史之国家可也。
——蒙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