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rlklin Rudolf Ankermit,1945—），荷兰人，格罗宁根大学思想史与史学理论荣休教授，当代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著述多种并被翻译为十几种语言。主要著作有：《叙述的逻辑》（1983）、《历史与转义》（1994）、《美学的政治学》（1997）、《历史表现》（2001）、《政治表现》（2001）、《崇高历史经验》（2005）。

译者简介：

周建漳，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合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主编《科学与宗教的对话》，译有《叙述与认识》（丹托著）等。

　　五 历史和小说中的真理
　　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中对语言转向的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引起的，语言转向是经由文学理论而非哲学家如奎因或罗蒂的相关观点进入人文学说的，尽管历史哲学中语言转向的支持者有时会提到他们的名字。历史哲学中语言转向的反对者急忙利用这一事实，毫不迟疑地指出历史学家关心真理，而文学家不是这样，以此诋毁语言转向。小说是虚构的，相反，历史旨在告诉我们关于过去的实情。因此，我们在阐明历史著述时不能指望从文学理论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关于表现真理的定义，我们可以扭转语言转向的拥护者在反思历史写作时所遵循的那种论证。人们通常会问，小说和文学理论能给历史写作带来什么有趣的新启发。我现在提议讨论的是，历史写作怎样深化我们关于小说的见解，更准确地说，我们关于表现真理的本质的探究是否能让我们说起小说的真理。小说是否具有认知的维度，而历史哲学可以让我们捕捉到它？
　　带着历史真理的概念（如前所述）走近小说，这能让我们消除长久以来妨碍人们对历史和小说做富有成果的比较的障碍。在此我想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所给出的论点，这一论点无疑具有很大的先在可信性：“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不同不在写的是韵文还是散文……真正的区别是一者与所发生的事相关，另一者与可能发生的事有关。因此，诗是比历史更哲学化、更高阶的东西：因为诗倾向于表达普遍性存在，历史倾向于表达特殊性存在。”这里的直觉是，历史学家的陈述始终与发生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特殊事实相关联，而小说则不受此约束。如果我们注意到小说家与事实——尽管是想象的事实——的关联一点不比历史学家少，亚里士多德所宣称的存在于史学与小说之间的等级的说法将大大失去其吸引力。但是，从哲学的观点上看，实在与想象事件的区别在此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只要那些总是追求真理的哲学家们得在实在或想象的事实间作出抉择，他们毫无疑问将在史实和虚构间青睐前者。因此，对于像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位献身真理的哲学家来说，其将诗抬高到历史之上的做法中有些与我们的直觉根本不同的东西。但将此放在一边，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得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史学文本对事实为真，而对于诗来说事情通常不是这样。这看起来无疑是在史学与小说之间作出区分的非常可信的方式。
　　但在本章所得出的结果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东西中不容质疑的真理如果不是完全，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相干的。因为我们现在要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小说的各种形态在数量上是如此之多，不可能对它们作出概括），跟历史作品一样，小说在我们的社会和私人世界中抽取一个或更多方面的样貌，对此我们可以有意义地探讨关于它们的表现真理。样貌或被呈现者的概念以如下的方式颠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首先，与亚氏因史学中包含真句子而文学则不然而用真理区分历史和小说不同，我们可以说——基于我们脑海里的样貌概念——从真理的角度看，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共同点甚于不同。二者都向我们给出世界的某些样貌，对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表现地为真或不真的；其次，亚里士多德的直觉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有一种比命题真理远为深刻和根本的真理，但他错在将这种真理归诸诗或小说，由于其终极来源及其合理性在样貌概念中，这我们源始地将之归诸史学和关于历史写作本质的反思。如果你想要探究表现（和审美）真理，没有比探究历史表现更好的方式。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历史主义
第二章 时间
第三章 阐释
第四章 表现
第五章 指称
第六章 真理
第七章 意义
第八章 在场
第九章 经验（一）
第十章 经验（二）
第十一章 主观性
第十二章 政治
索引
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