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日本卷》紧扣日本汉字传播史脉络，通过汉字在日本各时代传播与演进的统计分析，以及断代描写日本汉字字量、字频、异体及形义关系变化情况，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中国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使用情况，是第一部国别类海外汉字传播研究的学术专著，具有弥补学术空白的重要现实意义。共有四个大章节、七个附录，以传入、普及、传承和完善为线索，以古辞书为主要脉络，并结合日本金石、木简、古文书等珍稀文献，从字量、异体字、形义关系变化等方面细致地描写各个历史时期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发展情况，以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日本汉字传播史。另外，日本近代汉字政策影响下所形成的相关汉字字集，以及明治时代字书对字集的影响，也是该书研究的新内容，使得该书成为一部日本汉字通史。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附录部分所涉及的资料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对相关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孔子与老子以及随后的百家争鸣，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性格，成就了烛照世界的灿烂文化。汉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性格基因载体，以其自身的承续与进化，引导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演进。大汉的强大，大唐的繁荣，首先表现为文化的繁荣和强势，也正是一个文明化育万邦的力量所在。
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随着考古发现而不断前移，1951年在大阪府和泉市黄金冢古坟中考古发现了一面神兽镜，其上有铭文曰：“景初三年，陈是作铭铭之，保子宜孙。”这面铜镜的出土与传世文献形成呼应，就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1]后又诏书报倭女王，特赐绢帛、铜镜、刀等物品。和泉市黄金冢古坟中出土的铜镜也应是魏明帝曹叡所赐。
1958年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考古发现了一片“贝札”上书“汉隶”二字[2]，由其他陪葬物推定该墓时代为公元前三世纪左右，这似乎可以说明汉字早在战国末期就进入了日本。
史书中记载早期与倭国交往发生在汉代，《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3]说的是建武中元二年（57年）汉光武帝刘秀赐金印给倭国国王，这与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有“汉倭奴国王”铭文的金印相吻合。
[1]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857页。
[2] 斋藤忠编集：《日本考古学论集》之十，《日本和大陆的古文化》，吉川弘文馆，1987年，第137页。
[3]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21页。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汉字传入与传播
第一节 金石文字
第二节 木简文字
第三节 奈良时代古文书
第四节 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
第五节 日本最早的佛经音义集《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
第二章 汉字接受与普及
第一节 《玉篇》传入与传播
第二节 日本最早的汉文字典《篆隶万象名义》
第三节 《新撰字镜》
第四节 《倭名类聚抄》《类聚名义抄》
第五节 《色叶字类抄》《聚分韵略》
第六节 《倭玉篇》《下学集》
第七节 日本普及类辞书及其影响
第三章 汉字传承与发展
第一节 《玉篇》（梦梅校）
第二节 《新刻大广益会增修玉篇》
第三节 《增续大广益会玉篇大全》
第四节 《和尔雅》《日本释名》
第五节 唐话辞书
第四章 汉字规范与完善
第一节 汉字存废之争
第二节 汉字政策演进
第三节 汉字数字化
第四节 关于国字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日本汉字传播史大事记
附录二 《倭名类聚抄》十卷与二十卷本收字词条目对照表
附录三 《色叶字类抄》语辞表
附录四 庆长十五年版《倭玉篇》字头表
附录五 当用汉字
附录六 常用汉字
附录七 人名用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