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翻译过程中会牵涉到多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与之对应，伦理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规范的学科，任何活动只要涉及人，就必然存在伦理关系。翻译活动也不例外，其中包含复杂多样的伦理关系。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这些伦理关系之间或协调，或冲突，或妥协，最终在译者的权衡与选择下，各方关系达到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译文也由此诞生。翻译实践就是译者处理各种伦理关系，做出价值判断与选择的过程，翻译伦理贯穿其中，因此，翻译研究可以从伦理视角展开，通过分析翻译活动的伦理属性和各种伦理关系，探索翻译活动的规律，解释译者的策略选择。
伦理对于翻译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回顾翻译史，我们会发现很多译者言论、翻译思想和理论都曾提及或涉及伦理问题，然而多数学者未将这些置于伦理视域之下进行研究，或者是说没有明确提出从伦理视角展开翻译研究。例如，作为一个伦理概念，“忠实”一直是绝大部分译者坚持的翻译原则，但以往的研究更多围绕“直译”好还是“意译”好的讨论展开，未从深层次的伦理属性展开分析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翻译界开始关注翻译中的伦理关系，以贝尔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相继展开了翻译伦理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一时间涌现出很多翻译伦理思想和理论，除了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之外，另外还有三名学者的翻译伦理思想颇具代表性，他们是切斯特曼（Chesterman，1997a）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皮姆（Pym，1997）的改善文化间性的翻译伦理和韦努蒂（Venuti，1998）的差异伦理。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是在以上四大翻译伦理思想的框架之内，他们的研究和观点基本都可以在四大翻译伦理思想中找到对应的内容。然而在短暂繁荣之后，翻译伦理研究进入相对的低谷期，近十年以来未再出现有影响力的翻译伦理思想或理论。
本书将梳理现有翻译伦理研究，在此基础上借助伦理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构建一个新的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以期推动翻译伦理研究的深入发展，乃至促进翻译伦理学的建立。此外，本书还将以典籍英译为翻译实例，从翻译伦理角度分析其中的问题，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第一节 缘起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股反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思潮，这种思潮带有去除中心、反权威的哲学倾向，学界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它迅速超越哲学领域，对很多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文学、艺术、音乐、建筑学等。无论在何种领域，后现代理论家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反传统。他们否定真理的绝对性，认为真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可能存在不同的形式，从而呈现出多元价值取向，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于文学领域的创作、批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翻译研究也同样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呈现出“解构权威和去中心”的理论倾向，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具有鲜明后现代主义特点的翻译思想和理论。
解构主义翻译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解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雅克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用语言来解释哲学，挑战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权威地位（李春华，2007）。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作和译作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这是因为原作是译作的基础，而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afterlife），无论是原作的语言还是译作的语言，都是语言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而翻译正是延续这种发展的途径。随着原作在翻译中被解构，原作不再具有权威，与译作不再是主仆关系（王宁，2009），因此译作也就没有必要“忠实”于原作。解构主义翻译观一方面令传统的“忠实论”受到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为某些译者的“不忠实”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黄汉平，2003；王东风，2004）。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之一，它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文化关系角度研究翻译活动。一方面，宗主国依靠翻译向殖民地灌输其文化元素，使殖民地人民在文化上依附于宗主国；另一方面，宗主国借用译介殖民地本土作品，固化殖民地的文化形象和民族身份，从而服务于他们的殖民统治（毛英，2012）。因此，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认为，“忠实”不是翻译的首要问题，通过翻译确立本民族的身份，获得世界的认可才是翻译的首要问题。例如，巴西的哈罗德 德 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和奥古斯特 德 坎波斯（Augusto de Campos）兄弟提出了食人主义翻译理论（Cannibalism），认为翻译应该通过摄食、消化原文，从中汲取营养，达到发展译入语文化的目的，体现了翻译研究对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对抗的关注（潘学权，2003）。
后现代思潮还与女权主义结合，向传统的男权社会发起了挑战，形成女性主义翻译观。在男权社会，原作被看作的是“中心、主人，具有男性属性”，而译作被对应地看作是“外延、仆人和女性”，从属于原作。而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传统翻译思想中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在后现代去除权威的语境下，女性应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依附男性而存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芭芭拉 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认为，译文与原文的差异是翻译中的积极因素，传统的等值不利于翻译发展，她甚至认为译者有权利操纵、改写和占用原文（李红玉，2009）。
以上三种后现代翻译理论，无论其目的或研究角度如何，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去中心化”，即原文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忠实”不再是翻译最重要的原则和规范。在这种语境下，有学者认为应该充分关注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文学翻译是建立在原作基础之上的创作，所以译者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创造出比原文更好的译作（姜秋霞、张柏然，1996）。这体现了翻译界对译者主体的关注，但却有悖于“忠实”原则。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地脱离原作的制约，译文又怎能延续原作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可能会成为某些译者错译，甚至乱译的借口。但是对此现象，传统的“忠实论”却很难做出有力的反驳。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翻译伦理的出现恰逢其时，它从哲学的高度强调“忠实”的重要性，同时尝试从伦理的视角解释翻译活动中某些“不忠实”的现象。
自从20世纪80年代贝尔曼（Berman，2000：284-297）正式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以来，翻译伦理研究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皮姆（Pym，1997）、切斯特曼（Chesterman，1997a）和韦努蒂（Venuti，1998）等学者在翻译伦理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将翻译伦理研究带入其鼎盛期。在中国，学者们以译介西方翻译伦理思想的方式，展开翻译伦理研究。吕俊（2001）更是在《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创建翻译伦理学的建议。此后，学者们发表了多篇有关翻译伦理研究的论文，如王大智（2005，2009）对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和意义的讨论；刘卫东（2008）提出将翻译研究重新纳入伦理视域；骆贤凤（2009）对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
然而近十多年来，翻译伦理研究领域相对归于平静，基本没有突破性的成果，没有再出现如切斯特曼、皮姆和韦努蒂式的学者和代表性理论。仔细分析其中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各个翻译伦理思想或理论之间关联性不强，往往只关注或解释翻译中的某些现象和语境，缺乏普遍适用性。例如，韦努蒂的“差异伦理”主要以弱势文化的文本译入强势文化为研究语境，旨在通过翻译打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霸权。第二，翻译伦理研究领域的核心术语、学科框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不够明确或统一，整体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总而言之，各位学者根据自己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各取所需，只针对翻译中某个方面提出相关理论，尚未有研究能从元理论出发，建立一个翻译界可以“共享”的翻译伦理框架。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一旦换了一个视角或语境，就必须换一套基本术语，很难更深入、更系统地展开研究。
鉴于这种现状，本书借鉴伦理学学科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尝试构建一个新的翻译伦理研究框架。用现代伦理学的分类方法，本书将翻译伦理研究划分为元翻译伦理、规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三个分支，其中元翻译伦理作为学科的基础，关注核心术语的定义和学科架构，规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则作为应用性研究，关注翻译行为和翻译主体（译者）的研究。当然，研究内容方面，本书也并不是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将现有翻译伦理理论“对号入座”，分别归入翻译伦理研究相应的分支，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它们的意义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完善的翻译伦理研究的具体方法和逻辑，从而建立新的翻译伦理研究框架。
翻译理论研究必须和翻译实践结合，翻译伦理研究也不例外。在构建翻译伦理研究框架、确定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后，本书将结合中国典籍英译具体情况，验证所构建的理论框架的合理性。选择中国典籍英译作为实证研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实践方面。与其他类型文本相比，中国典籍涉及更多的文化因素，而且典籍英译通常还包含语内翻译（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需要面对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而且需要面对和协调多种不同的伦理关系，这确保了研究对象的典型性。第二，理论方面。虽然现阶段的典籍英译研究众多，但研究视角和热点相对分散，有典籍英译中的文化问题，如李文革（2000）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文化意蕴及其翻译问题》；有典籍翻译策略研究，如徐珺和霍跃红（2008）的《典籍英译：文化翻译观下的异化策略与中国英语》；有典籍翻译标准研究，如杨自俭（2005）的《对比语篇学与汉语典籍英译》；还有典籍译者选择研究，如潘文国（2004）的《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很少有研究涉及典籍英译中的翻译伦理问题，而无论典籍英译的标准、译者选择还是翻译策略都可以从伦理视角进行阐释。因此，将典籍英译纳入翻译伦理研究视域，有助于通过分析翻译现象和译者策略，从而探索典籍英译的本质问题。
从18世纪至今，中国典籍英译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9世纪以前的初期阶段、19世纪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的繁荣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发展阶段。初期的典籍英译活动中，很多英译本转译自其他语言文本或著述，如法语，而非直接从汉语文本进行翻译。同时，译者的汉语水平也相对有限，甚至有译者根本不懂汉语。例如，根据法国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英国于1738年出版了相应英译本，书名为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 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19世纪，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很多中国典籍被直接译入英语，如《法显行传》（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1886）。到了20世纪，西方译者对典籍的选择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除了代表传统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典籍之外，更多的文学作品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典籍也被译为英语，如戴维 霍克斯（David Hawkes）英译的《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1973）（前80回），赛珍珠（Pearl S. Buck）英译的《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1933）。此外，在20世纪，美国、英国、朝鲜三国学者合作英译了《本草纲目》，虽然不是全译本，但是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马祖毅、任荣珍，1997：679）。在这个时期，为了传播中国文化，改变西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缘起 2
第二节 学术价值及对翻译实践的意义 7
第二章 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10
第一节 伦理学的研究核心 10
第二节 伦理学的三大分支 12
第三节 全球伦理—当代伦理学的重要问题 18
第三章 翻译伦理研究述评 20
第一节 以规范伦理目的论为核心属性的翻译伦理思想 22
第二节 以规范伦理义务为核心属性的翻译伦理思想 29
第三节 翻译伦理研究的新趋势 37
第四章 元翻译伦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础 49
第一节 伦理学视域下的翻译伦理研究 49
第二节 翻译伦理中的核心概念 53
第三节 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 64
第五章 规范翻译伦理—翻译行为的规约性研究 72
第一节 目的论为基础的规范翻译伦理观 73
第二节 义务论为基础的规范翻译伦理观 80
第六章 美德翻译伦理—翻译主体的道德研究 86
第一节 译者的个人道德 88
第二节 译者的职业道德 90
第三节 译者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的关系 96
第七章 影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要素 99
第一节 翻译价值 99
第二节 翻译语境 101
第三节 译者道德 103
第八章 中国典籍英译历史及研究 106
第一节 典籍英译的历史发展 106
第二节 典籍英译的研究历史 116
第三节 新世纪中国典籍英译的问题与应对 125
第九章 元翻译伦理视域下的中国典籍英译 133
第一节 典籍英译的翻译伦理属性 133
第二节 典籍英译的内涵与特点 134
第三节 中国典籍英译的价值定位 139
第四节 典籍英译中的伦理关系与诉求 140
第五节 典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层次性 145
第十章 规范翻译伦理视域下的典籍英译 149
第一节 典籍英译中的规范翻译目的论 149
第二节 典籍英译中的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 155
第十一章 美德翻译伦理视域下的典籍英译 159
第一节 典籍英译中的“美德” 159
第二节 美德翻译伦理—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平衡器 164
第三节 美德翻译伦理的民族性 170
第十二章 影响典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主要因素 172
第一节 典籍英译的核心价值 172
第二节 典籍英译活动的语境 188
第三节 典籍英译的译者道德 192
第十三章 结语与展望 194
第一节 结语 194
第二节 未来展望 196
参考文献 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