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动议与梦想
一般认为，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才萌发的梦想。但事实上，从“东方剑桥”“东方斯坦福”“东方MIT”等称号可以看出，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起步至少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镜头还可以再拉远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之问”，即“我们何以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及至21世纪前后，以大规模资源投入为基本表现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动议在全球得到实施，且尤以中国的力度之大、影响之广泛、成效之显著等为最。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大抵在于： 提振高等教育水平的雄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塑造科技创新高地的急切。本篇内容既包括对海外诸国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动的综述，也包括对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历程的回溯，全面呈现了全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风起云涌的总体面貌。总体来看，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梦想萌发、推进及实现的过程中，“学习”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的“再创新”是最近若干年开始的行动，但依然存在究竟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学习西方的探索思考。
第二篇 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产出科学研究成果、培养高水平人才、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不断凸显，这离不开体制机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呈现多方发力、上下联动、综合协同、蹄疾步稳、广泛深入等特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改革事项涉及人事人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宏观办学体制、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带来了极大的“政策红利”。改革之主旨在于破除传统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办学活力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改革”与“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由于复杂程度高、社会联动性强，高等教育宏观改革以及部分顶尖高校内部的标志性改革，受到广泛关注。改革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也面临效应衰减、阻力加大等现实瓶颈，在穿越“深水区”过程中，需要克服的系统性障碍越来越多。在“双一流”背景下，如何处理学科建设、一流大学总体建设与重点领域改革之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激发师生员工、基层学术组织和各办学单元聚焦、聚力于“一流目标”，不断破解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篇 反思与展望
走过千山万水，经历过百转千回，才知最真最美。对于多年来追求世界一流梦想的中国顶尖高校而言，道理一样。一味学习已有的世界一流大学经验，在许多方面已经遇到瓶颈（如预聘—长聘制度）；宏观体制的制约，也让许多改革的良好初衷不能实现（如跨学科研究）。不得不说，虽然以指标为表征的一流大学建设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不少涉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仍然没有破解。如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举个具体例子，大学究竟应该聚焦于创新链条的哪个环节或者哪一段，进而不同类型大学（当然这个也不明确）应该有何区别，是很模糊的。这就造成了大多数大学都在干着差不多、全领域的事情，即所谓“千校一面”。与回答“究竟是先建成经济中心还是先建成创新中心、人才中心、科学中心”的问题一样，世界一流大学的实现是主动谋划的还是自然生成的也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民族复兴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各种模糊问题可能在未来逐渐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