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节研究背景
　　一、传统家庭仪式弱化
　　家庭仪式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当中，其中农历大年三十一家人团聚吃年夜饭可能是中国最典型的家庭仪式。为了这餐团圆饭仪式，几亿人踏上了春运的火车。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各种不确定因素又影响了这种传统的家庭仪式。2020年、2021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春运客流量大大减少，就地过年、通过电商平台给家人买年货、视频拜年等成了疫情时期的过年方式。同时，年味越来越淡也成了人们的普遍感受。例如，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一个题为“年味越来越淡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的提问，网友们关于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有的网友对儿时的过年场景充满怀念，认为：“小时候喜欢过年，因为只有在过年才能吃到平时吃不上的饭菜和糖果，因为只有过年才有很有讲究且充满年味儿的习俗，洗澡穿新衣，贴对联，拜年 而现在，过年吃的饭菜平时都能吃上了，新衣服随时都能买了 年味却越来越淡了！”还有的网友认为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世界是在发展的 新的社会现象会越来越多，肯定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也有网友想通过回老家的方式保留年味：“直到现在过年还是希望回老家过，因为乡村我感觉年味最重 ”我们认为造成传统家庭仪式弱化的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随时可以购买丰盛可口的食物，节日的独*性减弱；其次，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家庭仪式曾被视作落后文化遭到批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最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更加讲究效率。例如，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思潮盛行，即人们希望通过行为达到既定目标。由于家庭仪式具有非功利性的特点，其内在核心和价值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因此，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家庭仪式在现代社会不断被边缘化。
　　二、家庭规模缩小
　　传统社会中，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情况很普遍，家里的亲戚也几乎住在同一个村庄，而在现代社会，家庭规模有所减小。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这种情况由多种原因造成。首先，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生育率下降，中国家庭平均人口减少。同时，生育率的下降也带来了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其次，城市化发展加剧了社会人口流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乡土观念非常浓重，一般不愿意背井离乡。如今，好的工作机会集中在少数城市，人们为了更好地发展，选择离开故乡，在大城市扎根立足。亲人也因此分隔两地，见面交流的机会也随之减少。199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唱遍大江南北。这首歌之所以深得人心，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大批人口向城市流动，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而老人留守在家中，日复一日期盼着与亲人相聚。二十多年过去了，城市落户限制条件越来越少，甚至很多城市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年轻人落户，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于是，更多的人选择离乡外出务工、求学，出现了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留守群体。最后，现代性导致了人际关系冷漠。家庭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威廉 古德认为，传统的家庭制度（通常指扩大家庭或联合家庭）正在瓦解，正在向夫妇式家庭制度转变，亲戚群体的继续存在将会阻碍家庭现代化的进程。在当今中国家庭中，一个人与自己的直系亲属关系密切，但与伯叔侄子等旁系亲属交往较少。罗伯特 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发现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还有研究者发现日本正在步入无缘社会。许多日本人，一是没朋友，无社缘；二是家庭关系疏离，无血缘；三则与家乡关系隔离断绝，无地缘。因为无缘，日本每年32000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
　　第二节研究问题的提出
　　通过上面的背景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部分传统家庭仪式弱化，但另一方面，仪式感却越来越被人们提及。法国童话《小王子》中说，仪式感“让某一天变得和其他日子不同，让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父母在家庭生活中为孩子创造仪式，既可以维系融洽的家庭关系 ，又可以通过家庭仪式对孩子起到教育作用。在“六一”儿童节、孩子生日的时候，父母为孩子买蛋糕庆祝儿童节和生日。在父亲节、母亲节以及父母生日时，孩子也会给父母送上祝福，形成良好的家庭互动。德国儿童心理专家梅兰妮 葛列瑟等认为家庭聚餐、家庭旅游等诸多行为均属家庭日常仪式互动，这些有意识的家庭仪式行为，能帮助孩子更有意识地去规划、体验日常生活，从而实现凝聚团体、提高安全感、降低恐惧的作用。家庭仪式不仅是重复性的行为，还蕴藏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也受到传播学者的关注。在传播学研究中，国内研究者仲富兰等的民俗传播研究认为家庭节庆仪式等民俗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并且，这种传播方式具有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等作用。杨立川认为家庭仪式传播具有在代际之间传承、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可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但这些研究大多是通过思辨性思考得出的结论，且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家庭仪式，将青少年作为“消极”受众，认为家庭仪式对青少年有教育作用，或可提升青少年幸福感，却忽视了从青少年视角探究家庭仪式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因此，本书把家庭仪式传播纳入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因子，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新思路。研究者从仪式传播角度探讨家庭仪式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具体解决以下研究问题。
　　（1）家庭仪式具体有怎样的传播属性？
　　（2）在现代化浪潮下，当代中国家庭仪式传播的现状如何？家庭仪式传播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3）家庭仪式传播是否对青少年幸福感产生了影响？如果产生了影响，其影响机制又如何？
　　第三节研究意义
　　一、学术价值
　　（1）拓展了仪式研究、仪式传播研究和家庭社会学研究范围。本书研究中国家庭仪式传播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其处于仪式传播研究、仪式研究与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对于三者而言都是新课题，拓宽了三者的研究边界。在仪式传播研究中，既有研究着重探讨媒介仪式、国家盛典等宏大叙事仪式传播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整合功能。本书将仪式传播社会功能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深入微观层面，聚焦于“家庭”这一微观社会场景，探讨中国家庭仪式传播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问题，属于微观层面的仪式传播研究。在仪式研究中，既有研究常常与异文化相关，主要关注少数民族仪式和宗教仪式。但正如郭于华所批评的那样，如果仪式研究只关注异文化，学术好奇很可能演变成学术猎奇。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传统的研究路径对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实采取忽视的态度。日常生活领域是我们最熟悉的领域，但因为过于平凡，所以长期被人们忽视。埃德蒙德 胡塞尔提出要关注和研究生活世界，研究者们开始探究日常生活中人的异化，以及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如何获取意义。相比于奇特的异文化仪式，当代家庭生活中的日常仪式被忽视，开展家庭仪式传播研究是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扩展。
　　（2）探讨了家庭仪式意义和青少年幸福感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目前，关于家庭仪式的规范性研究有很多，例如，要传承传统节日，提升民族自信、重视传统节日等，且这些研究认为家庭仪式可以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但这都只能算是家庭仪式的应然情况，家庭仪式应该回归现实，探究当代中国家庭仪式的实然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只有选择合适的观察维度、寻找家庭仪式影响青少年幸福感的具体路径，才能揭示家庭仪式传播和青少年幸福感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此，本书通过建构家庭仪式意义对青少年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假设模型，并收集数据进行验证，丰富既有理论模型，探索和验证变量和假设之间的关系。
　　二、应用价值
　　（1）探索家庭仪式与青少年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毕生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幸福问题越发受到关注。青少年要面对课业负担和社会竞争，而心智又尚未完全成熟。青少年的自杀问题、抑郁问题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在2005年，自杀是我国12～18岁青少年死亡的第四大原因。2014年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在上一年内有11.42%的学生曾有过自杀意念，6.41%有自杀企图，2.51%自杀未遂。幸福的家庭生活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证。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父母婚姻质量、父母教养方式、家庭年收入、家庭结构等因素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本书把家庭仪式传播纳入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因子，一方面可以解释青少年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提高青少年幸福感起导向作用。
　　（2）探索家庭仪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传承中国传统的优秀家庭文化，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家庭文化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基于一些历史原因，部分传统家庭文化曾被视作封建迷信，遭到了破坏。通过本书研究，可以发现家庭仪式传播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接受程度，及其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这对于研判和传承中国传统的优秀家庭文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民族文化自信。
　　第四节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各有优缺点。量化研究可以对相关关系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适合从宏观层面对事物进行大规模预测和调查，但缺少对具体情境的研究。质化研究虽然测量的准确性较差，但可以弥补量化研究的缺陷，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因此，本书采取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办法。量化研究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得到，而质化研究数据主要通过访谈得到，用来解释数据结果，挖掘数据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