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文化
国内目前对“科学文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很多。实际上，对于何为“科学文化”，不同的人的理解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有关注“科学”和“文化”的关系与互动者，有把“科学”本身作为“文化”之一种者。如果不过于深究对其多样的理解、定义及其间的差异，而是按照更为一般的惯常理解，“科学文化”则可作为范围较宽泛的类别：既可以包括有关科学的人文研究，也可以包括准学术类和普及性的作品，但其*重要的特点，是以人文立场对科学的观察。
“两种文化”命题与科学主义
自从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做了关于“两种文化” 的演讲之后，关于两种文化的分裂、危害与如何弥合两种文化之间鸿沟的讨论一直存在于各种场合，尤其是在教育和科学传播领域。“两种文化及其间的分裂”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于引起人们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带来的问题是极有价值的。尽管斯诺在提出这一命题时，有当时的背景和他的立场。在后来，也许人们谈论的两种文化与当初斯诺所关注的两种文化在精确的定义和理解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应用这一概念来看待问题，却仍有其在分析框架上的适用性。也就是说，在不同时代的新的理解中，对于新出现的争议和问题，两种文化的这种分析方式依然成立。例如，国外的“科学大战”，国内的中西医之争、转基因之争等，在实质上也不过是两种文化之分裂在新形势下对新问题之争的新表现而已。
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弥合两种文化之分裂，但实际上，两种文化的分裂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甚至在局部还有变得更加严重的趋势。其间当然有多种原因，不过，在两种文化分裂的表面现象的背后，更为深层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的分歧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斯诺刚刚提出这一命题时，他的科学主义立场的表现就似乎已经预示了后来的某些倾向。对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新版的《两种文化》一书中，由斯蒂芬 科里尼（ Stefan Collini）所撰写的那篇几乎占到全书一半篇幅的“导言”中的总结和评论。
正如科里尼所注意到的，“很显然，斯诺吸收了关于科学的一个确定的文化概念，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那些‘进步’的科学家和激进的科学发言人当中，这个概念显得特别充满活力。”而且，斯诺更为渴望科学精英的统治，他对作为两种文化分裂案例的剑桥文学圈的那种轻慢态度颇为反感。在斯诺这篇重要演讲的前期准备文章中也表明，两种文化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对所谓‘文学知识分子’的敌意激活的”。“他确信科学家群体比‘文学知识分子’群体有更多的‘道德健康’。他声称，科学家本性上就是关心集体福利和人类未来的。 ”
由此可见，从两种文化命题提出的一开始，提出者就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而是带有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在两种文化命题被人们普遍关注之后，虽然人们在要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这一点上似乎并无异议，但在对待两种文化的不同态度、不同评价，以及由之而来的如何弥合两种文化的不同方案中，科学主义立场和人文主义立场的分歧还是非常明显的。当我们关注两种文化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更深层次的在立场上的差异。
因此，也正如科里尼在“导言”中所指出的：“若要了解斯诺演讲以后事情是怎样变化的，就不能径直把他的分析当作一个没有疑问的出发点。至于斯诺的中心思想在此后几十年里失去了一些市场，这不仅是由于概念本身的不可避免的老化过程，也是由于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变迁。”实际上，从今天相关的学术研究进展来看，虽然争议依然存在，但像“文化相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在两种文化之争中，不能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赋予同等的价值（这种不平等的态度在后来，甚至当下的许多争论中经常可以见到），而是预设性地偏向某一方（在科学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自然会偏向科学文化一方），那么，一种可能性是，给根本地解决两种文化的分裂带来极大的难度；另一种可能则是，即使强行解决了其间的分裂，也只不过是用其中的一种文化来压制另一种文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平等的弥合。例如，像后来某些人倡导的所谓“第三种文化”，其实质上，不过是在主体上以科学文化的强势表现作为特征的科学文化的变种而已。
因此，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还严重地存在，仍然认为还有弥合其分裂的必要，那么在这样的努力中，应当注意到争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科学主义倾向，避免科学主义的强势立场，真正坚持文化的平等。或许这样才能带来理想的文化融合，并解决两种文化的分裂所带来的危害。
百年之后再读《敬告青年》
五四运动是在百年之前以青年学生运动为起始、以青年为主力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陈独秀于五四运动之前，在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起始标志的《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可以说是一份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这篇文章既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在五四运动中青年们的特质，也是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人们反复阅读和思考的经典文章。在纪念五四运动百年之际，重读这篇文章，会发现其中仍有诸多可让人们思考和警醒之处。
在此文中，陈独秀提出了对青年的六种期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变革之际，这六种期望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前瞻性的立场，包括了在人文与科学方面的理想追求。
百年之后，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文化有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有了巨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再看今日的青年，是否也达到了陈独秀百年前的预期呢？这似乎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其实，在这百年间，社会的变化也是起起伏伏，并非一帆风顺，社会发展所经历的曲折，也构成了对青年的新的历练。如果说，当初主要是以反对封建礼教和追求科学与民主为主要目标，具有某种激进的特点，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那么，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新要素的出现也为青年的理想发展带来了新的要求。但作为基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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