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理论基础篇
第一章技术预见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在探索和完善各种技术预测方法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以德尔菲调查、情景分析和技术路线图等方法为核心的技术预见方法。目前，技术预见研究已将未来学、战略规划和政策分析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为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和选择科学技术优先发展领域或方向提供了重要支撑。得益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支撑人类决策，使得技术预见的方法和应用趋于系统性的综合集成，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特征逐渐显现。
第一节技术预见历史回顾
（一）技术预见的发展与演化
技术预见是由以德尔菲调查为核心的技术预测活动演变而来（技术预见报告编委会，2008）。技术预测于 20世纪 40年代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科技计划制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快速发展。 1967年，美国“2000年委员会 ”①发布的研究报告《迈向 2000年的工作》（Toward the Year 2000 Work in Progress），推动了技术预测由军事领域步入社会领域。尽管如此，当时的技术预测仍然多关注于已有技术发展轨迹的外推，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外界因素较少关注。20世纪 70年代，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复杂多变，传统的技术预测已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发展节奏，基于定量方法的技术预测的整体受关 ————————————
1983年，Irvine和 Martin研究了英国政府部门、研究资助机构、科技公司和技术咨询机构展望科学未来、识别长期研究优先领域的方法。他们在 1984年出版的《科学中的预见：挑选赢家》（Foresight in Science: Picking the Winners）中提出了“预见”（foresight）这一概念（ Irvine and Martin，1984）。1989年出版的《研究预见：科学中的优先选择》（Research Foresight: Priority-setting in Science）更为详细地揭示了如何优先识别技术发展领域这一过程（ Martin and Irvine，1989）。关于技术预见的定义，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有步骤的探索过程，其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与通用新技术（ Martin，2000）。本书将技术预见定义为发现未来技术需求并识别可能产生*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战略技术领域与通用新技术。技术预见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见能力。在具体实践中，许多研究未对技术预见和技术预测进行严格的区分，很多文献中提及的关键技术选择、技术预测和技术路线图等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技术预见活动。
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里， “technology foresight”迅速成为研究热点（Miles，2010）。这一时期，不仅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奥地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广泛开展技术预见活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韩国、以色列、印度、泰国、匈牙利等）也陆续开展技术预见，技术预见迅速成为世界潮流。技术预见成为世界潮流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成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奠定了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一般企业无力单独承担相应技术研究开发的成本和风险，客观上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技术预见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系统的选择途径，可用于确定优先支持项目，将有限的公共科研资金投入关键技术领域中。第二，技术预见提供了强化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的手段。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的效率不仅取决于某一个创新单元的绩效，更取决于各创新单元之间的耦合水平。基于德尔菲调查的技术预见本身既是加强各单元之间联系与沟通的过程，也是各单元共同探讨长远发展战略问题的过程，它可以使人们对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达成共识，并据此相应调整各自的战略乃至达成合作意向。第三，技术预见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般中小企业所能承担的，政府组织的国家技术预见活动有利于中小企业把握未来技术的发展机会，制订正确的投资战略。第四，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 “双刃剑”，在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政府组织的国家技术预见活动有利于引导社会各界认识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环境问题，从而起到一定的预警作用（Martin and Johnston，1999）。
（二）技术预测与技术预见
技术预见是在技术预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狭义的技术预测主要指探索性预测，广义的技术预测包括探索性预测和规范性预测两类（王瑞祥和穆荣平， 2003）。探索性预测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①未来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新机器、新技术、新工艺；②怎样对它们进行度量，或者说它们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水平；③什么时候可能达到这样的性能水平；④它们出现的可能性如何、可靠性怎样。规范性预测方法主要建立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将预测系统分解为各个单元，并且对各个单元的相互联系进行研究。规范性预测常用的方法有矩阵分析法、目标树法、统筹法、系统分析法、技术关联分析预测法、产业关联分析预测法等，规范性预测方法在系统工程、运筹学等学科中均有所涉及。
国内技术预见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穆荣平研究员指出：从 “技术预测”到“技术预见”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变化，后者所涵盖的内容要广得多。传统的 “技术预测”往往是考虑相对短期的未来，目的仅是准确地预言、推测未来的技术发展动向； “技术预见 ”则旨在通过识别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及带来这些发展变化的因素，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支撑。技术预见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二是未来是可以选择的。就对未来的态度而言，预见比预测更积极。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 “推测”，更多的是对我们（从无限多的可能之中）所选择的未来进行 “塑造”（shaping）乃至 “创造”（creating）（Sibylle，1996）。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技术预见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技术预测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技术预测的方法（如趋势预测）仍可以作为技术预见的辅助手段，二者都属于未来导向的技术分析（ future-oriented technology
analysis，FTA）。
技术预见是一个知识收集、整理和加工的过程，具有不断修正对未来发展趋势认识的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开展基于大型德尔菲调查的技术预见活动，有利于把握未来
中长期技术发展趋势和识别重要技术发展方向，不断修正对远期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技术预见活动具有以下五个特点：①它对未来的探索过程必须是系统的。②预见着眼于远期未来，时间范围一般为 5～30年。③预见不仅关注未来科技的推动因素（science technology push），而且着眼于市场的拉动作用（ market pull）。也就是说，预见既包括对科学技术机会的选择，也包括对经济、社会相关需求的识别。④预见的主要对象是“通用新技术”，即处在竞争前阶段的技术， WTO规则允许政府对此类技术的研发予以一定支持。⑤技术预见必须关注未来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它对环境的影响），而不仅仅着眼于其经济影响（穆荣平和王瑞祥， 2004）。
技术预见活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预见结果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上，还体现在预见活动过程本身所产出的溢出效应上。通常认为，技术预见的收益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 5C）。一是沟通（ communication），技术预见活动促进了企业之间、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企业、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长期目标（concentration on the longer term），技术预见活动有助于促使官产学研各方共同将注意力集中于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着眼于国家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协商一致（ consensus），技术预见活动有助于预见参与各方就未来社会发展图景达成一致认识。四是协作（ co-ordination），技术预见活动有助于各参与者相互了解，协调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部门为共同发展图景而努力。五是承诺（commitment），技术预见活动有助于大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各自的
发展战略，将创意转化为行动（Martin，1995）。技术预测到技术预见的转变是人们对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人们的认识从*初的 “技术系统内在因素决定技术发展轨迹 ”，逐渐发展为“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决定技术发展轨迹 ”，再到 “技术发展轨迹具有多种可能性，未来技术发展轨迹是可以通过今天的政策而加以选择的 ”，技术预见是塑造未来的有力工具（中国未来 20年技术预见研究组， 2006）。
第二节未来技术预见展望
自20世纪 60年代美国全社会开展技术预测以来，全球技术预测实践基本经历了“技术预测始于美国 ”“日本改进并开展大规模调查 ”“欧洲跟进”“世界许多国家加入”“主要国家持续开展”这五个发展阶段。自 1970年日本开展基于德尔菲调查的技术预测以来，50年来技术预见大规模实践持续不断，在塑造未来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新格局方面成效显著，成就了一批战略家和预言家。
50年来技术预见理论方法持续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丰富完善了系统化技术预见思想体系和工作体系，催生了一批预见理论和方法集成创新。
《技术预见手册：概念与实践》（The Handbook of Technology Foresight: Concepts and Practice）中将技术预见划分为五代。第一代技术预见主要是开展技术预测活动，围绕技术本身进行动态分析。第二代技术预见对技术和市场进行同步分析，探索科学技术对市场的贡献以及科学技术如何受到市场的影响，着重强调市场发展以及环境变化、社会问题等非市场因素带来的技术发展机遇。第三代技术预见将技术与市场的关系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将社会趋势、制度构架等多种因素与技术发展联系起来。第四代技术预见与系统性的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引入了多元化的参与者，协调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和活动。第五代技术预见和策略性决策整合在一起，将科技创新体系的特征、创新参与者的特点，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中的科学技术维度融入技术预见过程，技术预见成为科技战略决策的一部分（Miles et al.，2008）。
近几年，技术预见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世界部分地区以及商业领域，以支撑决策和应对未来变化，发展形成了 “战略预见 ” ①。战略预见强调将预见过程和决策制定两部分整合成为一个整体（Iden et al.，2017）。此外，预见方法（如德尔菲调查）也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优势开展（ Linstone and Turoff，2011）；通过网络挖掘和数据挖掘的方式来获取与未来相关数据的手段也日益受到关注（Olson et al.，2012）；借助信息技术来支撑创新性群体决策的方法得到重视，并且被不断开发（Dalal et al.，2011）。结合先进的信息技术并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成为技术预见发展的重要方向。
2013年，Ord等系统地阐释了预测支撑系统（ forecasting support systems， FSSs）。简单来讲，预测支撑系统是一种在给定的组织环境中促进关键变量交互预测的程序（通常基于计算机）（Ord and Fildes，2013）。预测支撑系统可以看作 是决策支持系统的组成部分（Fildes and Goodwin，2013），用户能够结合相关信息、分析模型以及可视化手段，生成（或创建）预测结果并监控其准确性。预测支撑系统包括数据预处理、统计建模和监控过程三部分，可提供给用户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判断结果。 Glenn（2015）从数据、信息、知识，软件和硬件，专家及其他有洞察力的个人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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