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缘起
如果将戊戌变法前后王韬、梁启超等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对西方现代图书馆的宣传算作中国现代图书馆学起源的话，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已走过一百余年的历史了。虽然不长，然而通过这一百余年的发展，中国的图书馆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博/硕士点、专业报刊、专业学会/协会等学科建制来看，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学等传统“老牌”学科有的，图书馆学如今也都具备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认同感正逐渐为学界所接受。而这与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学学人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因此，作为对这些学术前辈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很有必要对他们的生平及其思想加以系统地研究，对他们留下的丰富学术遗产加以有效地继承，这“对于我们弘扬科学的图书馆精神，推进新世纪图书馆学的发展、变革或创新，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①。2009年，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编制了一份“20世纪重要图书馆学家简表”②，并呼吁加强对这些学人的研究，该表共收录图书馆学家40人，其中就包括钱亚新（1903年12月23日一1990年1月17日）。
就学术成就而言，钱亚新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一生笔耕不辕（详见附录“钱亚新论著编译系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著述，为我国图书馆学界所推崇”③。他是我国第一部现代索引著作《索引和索引法一一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作者；他1928年编制的《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曾广为图书馆界采用，21世纪初仍有高校在使用④；他是民国时期出版图书馆学学术著作数量前4位的学人之一（详见第7章）； 这些都足以说明钱亚新在图书馆学领域的成就。
而就生命长度及经历而言，从1903年到1990年，钱亚新的生命长度横跨了近一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这个时间跨度正好也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从发轫向成熟的过渡期。可以说钱亚新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的一位重要亲历者与见证者。他见证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见证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衰败，更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年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的复兴，这是李小缘、杜定友、洪有丰、刘国钧等诸多前辈学人不曾经历的。钱亚新在读书、治学、教学、（高校/公共）图书馆实践、编辑出版等领域多有涉猎，其经历之丰富、领域涉足之广同样在老一辈图书馆学家中不多见。然而至今尚缺少对钱亚新学术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这不得不说是图书馆学界的一大遗憾。
时间的逐渐流去使得检验前人及其研究成果变得更加容易①。著名学者陈平原曾说过“对于前辈学者来说，能够吸引众多后来者与之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那可是巨大的成功。依我浅见，去世二十年，无论作家还是学者，都是个重要的关卡。因*初的哀痛与追怀已经过去，公众的评断日趋客观公正，不再夹带感情色彩。而且，评价的标尺明显拉升，你已经进入历史了，就必须与无数先贤一起争夺后辈读者的目光，能否‘永垂不朽’，某种程度取决于你有无介入当下话题的能力”②。钱亚新1990年去世，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如按照陈平原教授的观点，现在也到了与钱亚新“开展对话”并对其进行全面考察、评价的时候了。
1.2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概述
在评述钱亚新研究现状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中国图书馆学学人③研究情况，以期为钱亚新研究提供借鉴。图书馆学学人研究是图书馆学史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近几年图书馆学史研究呈现出欣荣之势，特别是2013年“中国图书馆学史”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面向全国招标，这对于图书馆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然就整个图书馆学发展而言，图书馆学史或者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始终处于相对“式微”的状态。就现有相关文献来看，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第一，群体研究；第二，个人研究。
1.2.1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研究
群体研究大致又可分为：综合性学人群体研究和特定群体研究。所谓综合性学人群体，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来划分的，即指从我国现代图书馆学诞生之初到当下这段时期内涉及的全部图书馆学学人。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综合性学人群体的研究，集中于代际划分和学术思想评述两个层面，关于代际划分的问题后文会有详细论述。学术思想评述方面，虽然我国已有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或图书馆事业通史方面的论著如《中国图书馆学史》①《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②《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③《图书馆学通论》等中也略有涉及，但迄今较早对综合性学人群体思想研究的当数吴仲强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一书。该书以叙述为主，介绍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人的生平事迹、学术代表作及主要学术观点，但由于该辞典是多人分头执笔，体例不是很统一，很多人物的叙述也较为简略。继该书之后，对于综合性学人群体思想研究*为全面的是范并思教授等人的《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一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下文简称“《史纲》”）一书。该书对20世纪中外图书馆学发展进行了梳理，其中中国部分，作者将整个20世纪图书馆学发展划分为“嬗变与荫芽（1900—1916）”“新图书馆运动（1917—1936）”“战乱、重建与动乱（1937—1976）”“新时期的理论变革（1977—1989）”“理论现代化（1990—2000）”五个时期，通过德尔斐法选出了这五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66位“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重要人物”’并对其活跃年代及主要活动领域和贡献做了说明⑥。《史纲》一书是继《中国图书馆学史》之后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进行的*为系统的梳理成果，其所选的66位“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重要人物”很好地反映了我国20世纪图书馆学发展概貌。遗憾的是，该书未能对全部66位学人展开详细的述评，然能归纳出这些学人的活跃年代、主要活动领域和学术贡献已然不易。2008年王子舟教授《图书馆学是什么》一书出版，该书第五章“图书馆学大家及其贡献有哪些”中，作者选取了刘向等16位学人的思想进行了简评，并将这16位学人划分为四类：文献整理编纂家（刘向、刘歆、郑樵、王云五、顾廷龙）、经营服务拓展家（柳诒徵、袁同礼、杜定友、顾颉刚、李小缘）、学科理论创建家（章学诚、梁启超、杜定友、刘国钧）、专业人才教育家（韦棣华、沈祖荣、王重民）。这一划分标准是否科学、完善，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这为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参考的视角。
特定图书馆学学人群体是指基于某一特定标准划分的学人群体。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划分标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①基于特定时间段的学人群体研究，如范凡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的研究；尹吉星等对第二代图书馆学学人学术思想的研究⑨；刘洪波对第三代图书馆学家的研究⑩；付天松对于三代图书馆学学人论著被引情况的研究；于友成对中国当代著名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的剖析①等。②基于学缘的特定学人群体。基于学缘的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目前较多的是对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文化图专）学人群体的研究，如俞君立从对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贡献的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40余位文华图专学人的研究②；徐鸿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对1949年以前文华学人群体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研究③；彭敏惠对文华图专庚午级学生群体的研究④等。③基于地缘的特定学人群体，如林叶蓁对台湾图书馆学学人的述评；汤树俭对于河南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的研究⑥；傅瑛对安徽籍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的研究⑦；吴狳年等对南京地区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的研究⑧-⑨等。上述这些对于特定学人群体的研究中大部分仍然是将这些群体“切割”成个人进行独立研究，对于共性的提炼、归纳尚显不足。
1.2.2 个人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5月1日，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The Queen of the Modem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的韦様华女士病逝于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随即出版“韦棣华女士纪念号”（1931年第3卷第3期）。该期刊登了中外学者撰写的纪念韦棣华女士的多篇文章，但真正就内容而言，除沈祖荣⑩、毛坤的文章略带有“研究”性质外，其他文章多以感情性的叙事、回忆为主，不过这些文章对于研究韦棣华仍然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可以说这一期“纪念专号”无意间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系统研究”之滥觞。此后一方面由于老一辈图书馆学学人依旧在世，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我国对于图书馆学学人的研究较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恢复。进入21世纪，随着图书馆学学术积淀的增加以及学界对学术史的日臻重视，图书馆学学人研究逐渐呈现出欣荣之势。
由于图书馆学学人个案研究的文章数量浩繁，因此本节选择被系统研究的几位学人进行评述。笔者认为，判断某一学人是否被深入、系统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是否有学术专著或者博士学位论文。基于这一标准，截至2015年年底，图书馆学界对学人的系统研究主要有：
1）沈祖荣研究。沈祖荣先生生前及去世后，对其研究的文章虽然也散见于两岸诸报刊，但系统研究则是由程焕文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1990年程焕文教授在《图书馆》第4期发表《一代宗师千秋彪炳一一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一文①。此后又于该刊1990年第6期，1991年第1、3、5期连载②，分“苦难的经历（1884—1910年）、坎坷的历程（1910—1949年）、新的征程（1949—1977年）”三大部分对沈祖荣一生的经历做了系统论述，并对其贡献及影响作了评价，这五篇文章一举奠定了程焕文作为沈祖荣研究专家的地位。1997年8月，程焕文教授《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一一沈祖荣评传》（该书简体字版后收入《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图书馆学界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图书馆学学人研究专著。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概述沈祖荣生平事迹，下篇从“图书馆学研究观、图书分类学思想、图书编目学思想、图书馆观念、图书馆事业建设理论、图书馆教育思想”5个方面对沈祖荣学术思想进行叙述，并概括了沈祖荣先生所具备的“图书馆精神”。*后评价沈祖荣先生的历史地位，认为“沈祖荣的一生是伟大而光荣的一生，是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巨擘，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术的宗师和泰斗，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③。除此之外，该书附录部分还收录有“沈祖荣先生著述目录初编”“沈祖荣先生年谱初编”“沈祖荣研究书目初编”，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2）杜定友研究。关于杜定友的研究，*早应追溯到1936年，为庆祝杜定友四十初度及杜定友先生母亲杜老夫人六十寿诞。当时图书馆学界诸多同仁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并编就了《杜氏丛著书目》（自印本）一册，该书除收录杜定友论著书目外还收录了钱存训、何日章、钱亚新、金敏甫、吕绍虞、吴光清等人对杜定友及其著作的研究及回忆文章20余篇④。如果将这次庆祝活动视作杜定友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的话，那么第二次高潮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1987年，为纪念杜定友逝世20周年，杜定友昔日的学生钱亚新整理出版了《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初集）》（江苏图书馆学会内部出版）⑤。在钱亚新、张世泰等人的努力下，同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面向全国征文，后编成《杜定友先生逝世二十年周年纪念文集》（内部出版）一册，该文集收录钱亚新、赵世良、谢灼华、倪波等人文章15篇，并附有张世泰编辑的《杜定友著作目录（1916—1966）》。1988年1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为纪念杜定友诞辰90周年又联合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召开了“杜定友先生90诞辰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精选赵平、程焕文等10篇论文结集成《杜定友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出版）。同年10月，钱亚新、白国应编辑整理的《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杜定友图书分类、目录学领域代表性文章32篇，书后附有张世泰编辑的《杜定友有关图书馆学著述系年》①，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后关于杜定友的研究论文虽常见于诸学术期刊，但一直未见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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