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访谈录》：
这也许算不上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我在回中国讲学时不得不面对另一种困境。一方面，由于西方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不平等，一些从西方回国的人颇具学术声望。我受益于此，多次受邀回国讲学。另一方面，和1990年代研究中国媒体的海外学界一样，国内的中国媒体研究仍然受到那些除了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之外无法想象任何替代道路的学者的主导，因而我的学术对于国内自由主义的学术场而言，也是一种威胁。由此，我的学术立场不仅承受着被刻画成支持威权国家的风险，还常常被视为在道德层面存在问题：“你在加拿大过着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却又回中国提倡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术，这是多么虚伪！”
约：没错。
赵：当然，在这样一种逻辑的背后不仅仅是狭隘民族主义情感，更有一种历史线性思维在作祟。那就是，在我的批判者的眼里，我在试图劝说国人放弃他们追赶西方的努力，也就是放弃过上我在西方所享受的“美好生活”的机会。这中间也不乏教条的和阶级决定论的臆断，诸如，因为我已经享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实惠和好处，那么我在学术上仍然坚持批判立场就只能是一种自相矛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为教条主义的、阶级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趸，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早已因为“文化大革命”及其教条化的阶级标签而受到过驳斥。无论如何，这些是我必须处理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继续前行的唯一道路便是直面这些矛盾，在尽可能地保持自主性的同时，不断自我反思。应该说，这些年来，情况有所改观。此外，在中国的讲坛，我能以自己愿意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当然，在出版时，我必须面对出版社的审查，但我也竭尽全力去挑战主导学术话语的“极限”，包括将阶级分析重新引入中国的媒体研究。
由于我并不靠发表中文论文作为我职业晋升的筹码，因此我可以负担得起挑战极限的“代价”。也许别人会称此为“共谋”，但我将发表每一篇中文论文都视为中国传媒研究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一小步。
约：那您在加拿大又是一番怎样的经历？
赵：在加拿大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知道这里有着不一样的权力形态和压制模式。我想强调是，发生在19世纪华裔铁路工人身上的种族歧视并没有消失，即使我已是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我仍然在今天直接地、亲身地感受到其影响之深。种族歧视与随处可见、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一道，是一种剥削和胁迫的力量。尽管种族主义操控和陷害没有使我丢掉工作，也没有使我停止自己的学术努力，但它逼迫我耗费一些本应花在学术问题上的宝贵时间为自己辩护。
事实上，这正是我昨晚在斯迈思奖获奖感言里最后一点的背景和潜台词：我以民主传播工会（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UDC）的名义接受这一奖项，因为在这个全球动荡不安的不确定年代里，我们更加需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让UDC所代表的学者、从业者和行动主义者——不论他们的性别、肤色、国籍以及其他的差异——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华裔传播学者，在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确实存在的语境下，我被夹在所有这些荣耀与恐惧之间。我不得不说，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相较于中国的政治审查制度，更深地伤害了我也更加剥夺了我作为人的尊严。在政治审查制度下，至少你知道审查者会认真对待你所说的——也许是过于认真，然而，种族歧视者否定你的人性，拒绝把你当作同类看待。
约：您刚才回答了许多我准备好的问题。您谈到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然而，另一方面，您在中国担任长江学者这样显著的学术职务，并在中国任教政治经济学。这两者是如何协调一致的呢？他们仿佛是相互矛盾的。
赵：准确地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超过任何一个学院、大学或任何一个批判学术群体。这里有两种不同的逻辑在起作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项目是由中国教育部授予的，这一点类似于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旨在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实际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项目有着严格的学术评议过程，远比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项目要繁杂细致。此外，我并不是首位获得长江学者称号的海外华裔传播学者，在我被授予长江学者时，至少已有三位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海外华裔传播学者获得了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职位。
约：嗯。
赵：另一个逻辑涉及我的批判学术立场。马克思主义仍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的大学仍然在讲授这一理论的某些阐释。因此，当我被任命为长江学者时，我猜想即便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很难公开宣称：“她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任命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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