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和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浙江宁波人，1948年9月27日生。现任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已在国内和香港、台湾及日本发表各种学术著作和论文350余万字。并多次赴日、韩、港、台进行学术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迄今已出版著作9种、资料书5种、译著3种。发表论文50余篇，绝大多数发表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刊物或重大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有9篇发表于港、台、日、韩国的学术刊物或国际会议文集上。

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泰山学院特聘教授。

《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第二辑，分四个栏目，第1个栏目“乡邦文献与区域中国”系列讲座，收录6篇文章，大都是当代区域社会研究或相关领域有代表性学者于2021年6月在泰山学院的讲座。第2个栏目专题研究收入7篇文章，包括《西汉齐鲁区域文化与泰山五岳之长的成因》《泰山名贤宋焘的东林渊源》《政治文化视野下“钦差”语词的源流与用法演变》《从曲阜孔庙碑刻看清代尊孔崇儒》《近代无锡机制面粉业的兴起》等。第3个栏目学术史与述评含4篇文章。第一篇讨论缪荃孙金石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其他3篇为书评。最后一个栏目学人访谈1篇，是对社科院历史所研究虞和平教授的访谈。

微观史（micro-history）兴起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晚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史学界研究的主流是一些宏大的历史进程、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潮流逐渐改变，特别到了最近 20 年，微观史兴起，做“小”课题研究蔚然成风，这甚至引起一些学者担心是否出现了“碎片化”。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微观史的兴起，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是国际潮流。 20 世纪后期，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 特 别 是 1970 年代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 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他们提出的一些批评，点明了现有史学的弊端。微观史在此背景下出现，微观史成为了史学的主流，而“‘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大框架、大过程、大比较 —变得愈发不受欢迎”a。微观史的代表作之一是意大利学者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写的《奶酪与蛆虫》，它的副标题是“一个 16 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作者不仅在技术上解决了小人物研究的史料问题，还通过呈现这个小人物对世界起源、《圣经》真实性、教会腐败、文化多元性等问题的针砭时弊，引导读者对精英史观、史学宏观化以及计量方法等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进行反思。过去的研究关注从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奥古斯都，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等等大人物，谁会关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16 世纪意大利小磨坊主的生活、事件、文化，以及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呢？出乎意料的是，该书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掀起了微观史研究的巨澜。

微观史兴起的原因很简单。道理很简单，因为历史不仅是由大人物创造的，也是由众多的小人物创造的。若我们只了解大人物，而不了解普通的老百姓，那么这样的历史就不是全面的历史。对普通人民的关怀，中国学者也感受到了。2004 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发表《告别华南研究》，文中讲到他的经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是大学生的他到了香港罗湖和深圳交界的一个农村中去做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一边讲一边哭，科大卫他们一起去的同事都一边听一边哭。科大卫感到“有点愤怒”，“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知道，这是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他从此就开始了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就是研究普通老百姓怎样生活，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怎么样，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社会结构。他的努力取得很大成就，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从而演变成在中国史学界以及国际史学很有影响的华南学派。

为什么说微观史研究特别重要？我们可以“清代中国的识字率”问题为例，对此略加阐发。1970 年代，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学者做了关于 18—19 世纪中国识字率的估计，结论是“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 30% 到 45%，而女性只占 2% 到 10%”。这是对全中国识字率所做的估数，我在关于明清江南教育的文章中也引用过这个估数。但罗友枝等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第一手研究，而是通过参考近代调查所得识字比例，侧重考察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书籍出版等问题，间接推断出来的清代识字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可靠的清代识字率的数字，是港英政府 1911 年在香港新界地区做的统计。1898 年 6 月 9 日，英国政府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中国强行租借了广东省新安县境内由九龙界线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土地，连同附近 233 个岛屿，为期 99 年。1911 年时新界基本上还是一个农村地区。根据港英政府做的这个统计，当时香港新界北区男子识字率是 42%—56%，南区是51%—60%。这里说的“识字”，其实只是认字，而并不是能写文章或读比较困难的书，与罗友枝说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意思相近。由此而言，我们看到，罗友枝所得出的 18—19 世纪中国识字率，虽然低于清末香港新界地区，但很可能接近珠三角地区的识字率。

——李伯重：《建构地方历史：乡邦文献与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

“乡邦文献与区域中国”系列讲座
从古至今宁波城市发展的内外因素
建构地方历史：乡邦文献与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
契约与税收：清代前期的税契与契税
制度与惯例：清代江南文书解读
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解读
明清山西洪洞乡邦文献与地方社会研究三题

专题研究
西汉齐鲁区域文化与泰山五岳之长的成因
泰山名贤宋焘的东林渊源
清代民国时期敦煌的民间葬俗
政治文化视野下“钦差”语词的源流与用法演变
从曲阜孔庙碑刻看清代尊孔崇儒
近代无锡机制面粉业的兴起
泰山石刻文献中经济史料的整理与初步研究

学术史与书评
缪荃孙金石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以川渝石刻研究为线索
山东汉代碑刻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刘海宇著《山东汉代碑刻研究》
谁叩空山访壁经？——彭剑追寻《大清帝国宪法草案》之旅
重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尝试——评李怀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学人访谈
学术创新之道——虞和平先生治学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