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兆，1991年生，山东齐河人，2009-2013年就读于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13-2016年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6年9月考入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张杨教授，研究方向为冷战史和美国对外关系史。在《冷战国际史研究》《温州大学学报》《枣庄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本书为作者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本书选择美国对缅甸的文化外交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利用相关史料（档案、报纸、外文专著、外文论文、中文译著、中文专著、中文论文）深度剖析了冷战前期（1947—1963年）美国对缅甸实施的形式多样的文化外交及心理战活动。本书对冷战时期美国对缅文化外交政策与实践进行梳理并探寻其流变，进而分析美国决策者如何通过开展文化外交实现其国家战略。此外，本书还探讨了“冷战共识”之下以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在缅甸开展的文化外交项目。最后，得出以下结论： 准（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过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其独特优势甚至能够使其成为文化外交的主要推动力量；影响文化外交的因素固然众多，譬如意识形态、国际形势、历史文化传统、政治舆论、领袖个人喜好等，但决定性因素是双方的战略利益是否一致；文化外交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超越政治上的变动而长期稳定存在。

　　1.难以调和的理念冲突
　　基金会和缅甸官方对于研究所项目的认知与期许的差异，伴随该项目策划与实施的全过程。前文已述及，缅甸政府提出“巴利文大学”计划旨在强调佛教的教学和宣传。而埃弗顿在抵达缅甸不久后的一次报告中就指出了缅甸人所称的“巴利文大学”欠妥，并认为应当称为“巴利文和相关学科高等研究所”。实际上，这也是双方在该项目上一次表现出“不和谐”。此后，无论是雷的报告还是双方的拨款协定，都没有直接提到巴利文或佛教大学这一概念。
　　对于研究所的规划在当时大致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设立一所“巴利文大学”，以使缅甸僧侣能够学习巴利语、佛经以及其他益智学科，而这些僧侣由于宗教原因无法接受世俗教育。这种观点主要为“佛法会”成员所持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建立一所世界佛教大学，使世界各国的僧人来此学习，为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吴温为代表的缅甸官方主要持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设立一所东方研究机构，使其专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关注佛教的传播。福特基金会是此观点的持有者。
　　实际上，各种观点之间并非畛域分明，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甚至还会将以上的几种观点杂糅在一起，譬如雷在1955年11月写道“该研究所正朝着成功的方向迈进了一半，但在建立一所佛教大学方面却什么也没有做”，他敦促“将两方面的努力结合起来”①。在同一时期，吴温写道，“‘佛法会’错误地将该研究所贴上了世界佛教大学的标签”。此外，吴温还试图区分巴利文大学和世界佛教大学，他认为“佛法会”想要组织的“巴利文大学”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而世界佛教大学才是研究所的产物。②1961年，吴佩昂希望该研究所发展成为一所世界佛教大学，而吴努则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首先应当成为向缅甸和外国学者解释佛教的专家，然后才有资格称自己为大学。尽管其中每个人的观点难以简单划为某一观点，但其中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总体而言，缅甸人的主流观点倾向于建立一个更加关注佛教在缅甸和海外传播的机构，而不太关注东方研究。相对而言，福特基金会则更希望建立一所东方研究中心，使其可以向“对佛教和东方哲学文化感兴趣的东西方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场所”①。其实，福特基金会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兴趣可以用很多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譬如在1954年，基金会出资2.2万美元帮助《远东季刊》②此后5年的出版。
　　双方理念的分歧还表现在研究所的人事任命上。1957年2月，吴佩昂和吴拉貌分别升任研究所所长和副所长。此前，吴强顿和基金会成员就曾暗示“吴佩昂和吴拉貌不适合领导该研究所”③。1956年8月2日，埃弗顿在致缅甸佛教事务部部长的信中说道：“据我所知，吴佩昂从未打算担任该研究所的首席行政官员，而是负责图书馆的组织和发展，并对研究设施的使用进行监督。我相信，当研究所作为一个自治机构成立时，应当任命一名行政主管，负责整个研究所，包括研讨班和其他项目。”④埃弗顿的立场并非毫无根据，吴佩昂和吴拉貌在美国主修的是图书馆学，显然这一专业对于管理整个研究所而言未免过于捉襟见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在1954年将二人派往美国深造时，就已经规划其将来的职责主要限于图书馆的运作，而非对整个研究所的管理。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缅甸方面没有接受基金会的这一设想。
　　早在该项目的策划阶段，福特基金会和缅甸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分歧的存在。因此，双方在赠款协定中明确要求成立一个由各方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来决定该研究所的组织和运作，并希望借此缩小缅甸人和福特基金会理念上的鸿沟。不过，这一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起来。所以，双方在该项目理念上的冲突始终没有消除。这也为研究所项目最终无法取得完全意义上的成功埋下了伏笔。2.缅甸管理体制的弊端与漏洞如果说福特基金会和缅甸政府理念上冲突是导致研究所项目遭遇困境的根源，那么缅甸根深蒂固的体制弊端则时刻困扰着项目具体实施的每一步。事实上，缅甸方面的管理体制不仅无法为研究所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反而时刻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阻碍。
　　首先，作为刚从战火中独立且具有浓厚专制传统的东方国家，吴努政府时期的缅甸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但依旧保留了大量的“人治”传统。这一传统有时候也会体现在缅甸人对研究所的管理方式上。譬如雷在1953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中明确建议设立一个“理事会”负责组织研究所，但由于这一建议有违缅甸专人负责制的传统管理方式，故而最终没有被采纳。而该研究所的实际高决策者正是吴努本人。
　　其次，缅甸政府所提出的所谓“巴利文大学”权责模糊，终致部门间的权力争夺。在该项目提出之时，政府设有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国家计划和宗教事务部（以下简称“宗教部”），其首长是吴温部长，位列内阁成员。与此同时，缅甸政府为了复兴佛教并筹备佛教大会而在1951年成立了“佛法会”（即佛陀教法会）。其主要职能是帮助政府组织和控制缅甸国内众多的佛事活动，因而该组织俨然成了缅甸官方佛教的代言人。其秘书长则是在缅甸享有很高声望的大法官吴强顿。此后，“宗教部”和“佛法会”围绕研究所展开了一系列的权力竞争。最初，“宗教部”负责研究所的教育活动，而“佛法会”则主管研究所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建设。①但由于“佛法会”是“宗教部”的下属部门，因此该组织并没有被严格排除在研究所实质性业务的权力之外。总的来讲，“佛法会”对佛教的态度较为保守，吴强顿以及该组织的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吴佩昂的佛教观念“过于自由”，并且不具备足够的资格解释佛教。②此后，“佛法会”试图掌控研究所，但其努力遭到了吴温的有效抵制。不仅如此，吴佩昂还得到了吴努总理本人的支持。
　　……

绪论
一 选题缘由和意义
二 “文化外交”的概念界定
三 外研究综述
四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第一章 冷战爆发与杜鲁门政府对缅文化外交的开启
一 杜鲁门政府东南亚冷战政策的
二 美缅建交与对缅援助的开启
三 杜鲁门政府对缅文化外交政策与方针
四 杜鲁门政府对缅文化外交的初步实施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冷战“新面貌”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文化外交的全面发展
一 冷战“新面貌”政策与美国文化外交机构的重组
二 美缅外交危机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政策的转变
三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多元文化外交格局的形成
四 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缅甸佛教徒与华人的文化外交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冷战“新边疆”与肯尼迪政府对缅文化外交的式微
一 冷战新形势下肯尼迪政府对缅外交的调整
二 肯尼迪政府对缅主题性冷战宣传
三 缅甸军政府上台与美国对缅文化外交的“去意识形态化”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亚洲基金会与缅甸文化外交
一 亚洲基金会与文化冷战
二 以青年为中心的图书项目：捐赠与营销
三 抓住关键少数：亚洲基金会与缅甸华人社区
四 以宗教为文化外交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福特基金会与缅甸文化外交
一 福特基金会的转型与缅甸项目的开启
二 宗教项目：宣传与研究
三 教育资助：资金援助与咨询服务
本章小结

结语
一 美国对缅文化外交的内在动因
二 文化外交在美缅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与局限
三 非（准）政府组织与文化外交

附录
附录一 英汉缩略词语对照表
附录二 亚洲基金会向仰光大学运送书目清单（B-33）
附录三 缅甸联邦历任 元首及政府首脑（1948-1974）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