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舜文化学史/走进释古时代丛书》：
显然，帝舜作为“五帝系统”中的最后一位古帝，文献的相关记载，包括生平经历、道德操守、历史功绩和家族轶事都更为具体详细，其人物形象也远比包括帝尧在内的其他古帝更为清晰。即使是时代略晚一点的夏代开国之君大禹，其主要的业绩也是在帝舜执政时期实现的，其人物形象亦不及虞舜鲜明生动。
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帝舜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已踏人文明社会的大门，相应考古学反映的社会发展状况，如同期古城址、图像文字、阶级的出现，以及手工业（如制玉、制陶、牙雕）与农业的分离（社会分工）等现象，无不表明虞舜时代已步入国家文明的阶段。
至此，就可以揭示考古学展现的虞舜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文化发展的状况了。
海岱大汶口文化是持续发展1600余年的强势考古学文化，长时期处于文化扩张的状态之中，并于晚期阶段达到全盛。从物质文化面貌的角度说，大汶口文化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地方类型。栾丰实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分为七个类型①，其中杨家圈、三里河、陵阳河，分布在鲁东和鲁东南沿海地带；半岛以西地区自北而南依次为尚庄类型、西夏侯类型、赵庄类型，分布于今鲁西北、鲁中南汶泗流域和苏北地区；尉迟寺类型分布于鲁西南、豫东和皖北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迄今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划分，大多是以文化小区内典型遗址的文化内涵来确定和命名的。由于缺乏公允的量化标准和尺度，加之田野考古工作开展的不平衡等种种局限，目前学界对相关类型的命名、分布区域、内涵特征都有不同的看法。同一地区早中晚各期的类型和名称也多不相同，无法有效对接，故而很难对类型与类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的文化人类学界定。可以肯定的是，在通常情况下，这些不同类型应该是同一族系中的亚群（部族、部落或酋邦）。换言之，大汶口文化在总体上应属于嗥族（少嗥、太嗥）的物质文化，不同的地方类型则应为两嗥之族的不同支系。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大汶口文化晚期鲁中南汶泗流域、鲁东南地区和豫东、皖北及其邻近地区，也就是西夏侯类型、陵阳河类型（含三里河类型）和尉迟寺类型的主要特征和相互关系。
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的面积差异明显，大者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小者数万甚至不足1万平方米。在五莲丹土、滕州市西康留①、安徽固镇垓下遗址②分别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流行头部人工变型、拔牙和手握獐牙、用猪头、龟甲随葬的习俗；社会贫富差别加剧，具体表现为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随葬品的多寡和优劣差距迅速扩大。大型墓随葬品可达数百件，而且葬品精美；小型墓葬品数量极少而且简陋；出现了椁内套棺的大型墓葬。这些现象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已分裂为不同的阶级。
陶器制作多采用快轮拉坯成型技术，素面磨光陶器多见，黑陶、灰陶比例上升，白陶较为多见，红陶较少；汶泗流域的彩陶艺术较为发达，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装饰图案有菱纹、涡纹、三角纹等，黑白二彩兼施。主要器类有平底折腹鼎、细柄豆、宽肩壶、背壶、高柄杯、单把杯；双层盘豆、筒形豆、壶形单把杯、壶形三足盉、瓶、宽肩三喙突罐、觯形壶、篮纹鼎等。
陵阳河类型与三里河类型地域相邻，文化面貌也较为接近，除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般特征外，还有一些明显的区域特征，如用残陶鬻足随葬的习俗不见于其他地区，而其他地区陵阳河类型与三里河类型地域相邻，文化面貌也较为接近，除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般常见的头骨人工变形、拔牙和手握獐牙的习俗在这里较为少见。尚酒习俗较为突出。在陵阳河的45座墓葬中，高柄杯一类饮酒器具竟多达663件，约占全部出土物的45%。陶尊文字是陵阳河、三里河类型最为突出的特征，除尉迟寺类型外，大汶口文化发现的所有图像文字，均出自这一地区。这类文字均刻画在大口尊的特定部位，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特征性器类主要有宽折沿深腹平底罐形鼎、双腹盆形鼎、圈足盘、大口深腹尊和大口漏缸和各种镂孔高柄杯、实柄高柄杯、觯形壶、觯形杯、壶形岙等。还发现了储存谷物的粮仓。
尉迟寺类型是有虞氏挺进中原地区的前哨基地。尉迟寺遗址规模宏大，中心区域有一个南北跨度240米，东西跨度220米，宽25~30米，深4.5米的大型围壕环绕。居住遗址多为成组的连间排房建筑，建筑形式以半地穴式为主，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多呈东南西北向，门向南，个别为东北西南向；经过开挖基槽、立柱、抹泥、烧烤几个步骤，最终形成既防潮又保温的居住空间。与同时期其他类型的居住遗址有显著的不同。
每排房址都由大间和小间组成，分别为居住和储藏之用。相邻的房间用土墙隔成单间或双间；每一套房屋之内均设有灶台，灶台高出居住面2-3厘米，与居住面连为一体。有的灶台与后墙连接，前面有两个立柱，直通房顶；有的灶台与后墙分开，四角立有立柱，还有的在立柱之间加工出一道矮墙，作为防火墙。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有面积不等、用红烧土铺垫而成的活动场地，一般为数10平方米，最大的有230平方米。2002年发掘时，在遗址中心南部一排四连间的房址前面，发现了总面积为1300多平方米的圆形广场，地表铺垫厚约10厘米的红烧土，坚硬、光滑、平整，应是氏族成员集体活动的公共场合。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广场中心有一处直径约4米、烧结程度很高的红烧土面，应是举行篝火晚会或进行祭祀活动留下的痕迹。在广场的东侧，还出土了一件十分罕见的鸟形神器。①
墓葬均为土坑竖穴，方向多为头东脚西，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儿童瓮棺埋葬不见或少见于大汶口文化的其他类型，应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所致。贫富差别明显；其他类型流行的死者生前头骨人工变形、拔牙和手握獐牙的习俗少见或不见。在尉迟寺遗址的192座墓葬中，头骨变形仅有2例，拔牙现象3例。未见手握獐牙的实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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