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1.1.1.1 “走出去”战略
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在当今经济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型优势。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走出去”战略，这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举措，是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长远发展的重要途径。
“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是指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等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强国战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式之一，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经济全球化提供重要条件和机会。
“走出去”战略倡导一种跨国整合模式，它以中国企业为主体，为中国企业的战略提供支持，并使中国企业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在当前形势下，“走出去”战略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它帮助中国企业扩展市场空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获取生产要素，寻求先进技术，中国企业还可由此突破贸易壁垒，进而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的重要标志。
1.1.1.2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中的一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计划，同年10月他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挥现存的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同时借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制定的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为*终目的，与沿线国家构建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在多方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成为相互扶持、彼此信任、互相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继而实现政治互鉴、经济贯通与文化交融。
中国面临着外汇资产过多、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矿产资源、油气资源对国外存在较高的依存度，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基地集中在沿海区域，一旦遭受外部打击，核心设施极易受损。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使得中国的边境地区整体上处于和平发展状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提升与相邻国家的合作程度，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1.1.2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也称外商直接投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划分标准，其定义是：“在投资人以外的国家（经济区域）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拥有有效的发言权”。这里的有效的发言权实际上是指管理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是直接投资区别于间接投资的根本所在（间接投资是指证券投资和国际借贷）。
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具体包括：在国外设立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附属机构、子公司或同东道国共同创办合资企业；通过购买外国企业股票而拥有该企业一定比例的股权，如10%以上；用国外所得利润进行再投资等。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 数据，自2003年中国有关部门权威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中国已连续九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名，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2020年流量是2002年的57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2%。“十三五”时期，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7881亿美元，较“十二五”时期增长46.2%，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根据《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标准，我国境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参股、兼并、收购国（境）外企业，并拥有该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投票权或其他等价利益的经济活动，以上活动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1.3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
（1）保守性对外投资阶段（以引进外资为主）：1978～2000年。
改革开放之后的前20年，我国的对外开放曾以引进外资为重点发展项目，同时也大力提倡企业出口。但实际上当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国家一直使用比较保守的态度看待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为，并不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
（2）鼓励性对外投资阶段：2001～2016年。
2001年，十五届五中全会指明要全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这表示中国要将对外投资提上日程，并且会大力支持各类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此前，中国的相关政策对对外投资一直持保守态度，不鼓励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国内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企业需要应对的竞争环境也与之前大不相同，这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国家支持性政策的相继颁布以及国内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持续增多。《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961.5亿美元，同比增长34.7% 。截至2016年底，中国2.44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3.72万家，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5万亿美元。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中，属非公有经济控股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1232.4亿美元，占68%，公有经济控股579.9亿美元，占32%。
另外，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设备等产业中，国有企业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并且投资额持续快速增长。其中也包含了当时中国企业签署的单笔金额*高的合同，即中国铁建同尼日利亚签订的金额为119.7亿美元的铁路建设合同。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与中国北车集团公司合并前在海外签订合同的总金额为60亿美元 ，中国北车集团公司与波士顿签订了金额高达5.67亿美元的地铁车辆订单，这是中国轨道交通设备第一次进入美国市场。另外，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在成为俄罗斯高铁建设项目的参与者后签订了24亿元的合同 ，这表明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的认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也与阿根廷核电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该集团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将用于建设阿根廷境内的压水堆核电站。自2016年起，中老铁路以及中泰铁路相继投建，“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状态。在此阶段中，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了中国优势，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中越走越远，在对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开展了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展现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多种形式，为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规范性对外投资阶段：2017～2021年。
大部分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自2017年起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即不再盲目追求投资规模，且更加重视投资的质量以及投资完成后的经营效益，由粗放型的投资理念转化为精细化的高质量投资理念，由盲目的生产经营朝着依法合规经营的方向逐步转型。
在国有企业实施跨国投资计划的前三十年（1978～2016年）中，其经营以粗放、激进为主要特征，且缺少应有的约束。这种投资理念也是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下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要向外扩张寻求资源，并扩大市场。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1582.9亿美元左右，同比下降19.3% ，而这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防控金融风险，国家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在进一步实现程序简单化、投资直接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外投资的真实性以及严格的监管审查，从而减少了非理性投资和虚假投资所占的份额，优化了我国的对外投资结构，由此有效改善了对外投资的整体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中说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所以国家针对中国企业提出的海外投资要求也以投资效益为重，这必然会加快中国企业投资行为和投资结构的进一步转变。
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提到，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效率以及寻求资产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主要动机。2013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提到，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来自不同方面，主要有扩大企业影响力、寻求国际市场、寻求海外资源与技术等。本书重点分析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技术、套利动机和降低成本五个方面。
1.2.1.1 寻求资源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可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离不开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即企业已经拥有或可以凭借自身力量获得的、国外企业短期内所不具备或无法凭借其自身力量获得的资源及资源所有权。因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全力发展经济，可能会导致关键资产以及经济投入陷入紧缺状态，在如此的环境条件下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会选择资源导向性对外直接投资。自然资源能有效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多的国家以及国际制造业大国，自始至终都未能妥善解决资源紧缺的潜在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出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以资源寻求型投资为主（张娟和刘钻石，2012）。有些西方媒体则一再指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威胁到东道国的安全（李磊和郑绍阳，2012）。其实西方媒体这一观点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一般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投资都会出现数额较大的资金，回收时间长且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需要政府担任推动者，而国有企业则是主要实施者（卢进勇和闫实强，2005），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正是此类海外投资的代表；其次，中国经济体制比较特殊，在全球跨国并购都转向私营企业的前提下，大型国有企业依旧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众多外国媒体都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资源并购带有无法轻易抹去的政治色彩，这一点很容易影响被收购企业所在国家的判断，而中国企业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抵制。另外，也有观点认为资源寻求并非中国落实对外直接投资计划的主要动机。世界银行曾跟踪调查了130多家在2005年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发现这些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并不完全是为了寻求海外资源。在相关调查中，有85%的受访企业认为寻找市场是“走出去”*重要的原因，而有40%已经“走出去”的企业表示其*初目的是寻求海外资源。2003年，罗兰贝格也开展了与之相似的调查，发现有56%的业内代表性企业“走出去”是为了寻找新市场，而有20%的受访企业“走出去”是为了获取海外新资源（李磊和郑昭阳，2012）。
1.2.1.2 寻求市场
企业直接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一项核心评估动机为寻求市场，而市场在国内竞争不断加剧的大环境之下逐渐趋向于饱和状态，国内市场早已没有企业的空间，如果企业在国外能够成功寻求新市场，并能够与具备持续市场需求的东道国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可在降低扩张销售收入与生产规模的同时大量节省边际成本的消耗，如此，可以从根本上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目标。学者Mundell（1957）研究得出的观点是企业需求市场直接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现象，东道国出口会因为对应关税受到阻碍，企业在如此约束条件下必须被迫直接到达海外市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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