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高供给满足需求的能力。我国制造业产能是否适应市场需求成为供给能否满足需求的关键因素，然而我国制造业产能呈现典型的周期性过剩特征。目前我国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规模产能过剩的发生和治理历程可以发现，尽管每次产能过剩爆发的具体诱因不同，但中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周期性特征非常显著。如何有效化解这种周期性产能过剩，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打通经济循环流转的堵点、提高供给满足需求能力的关键。
关于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国外学者普遍从微观视角展开研究，主流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是厂商应对市场变化的理性选择; 国内学者主要从行业或宏观视角展开研究，普遍认为产能过剩是由“政府失灵”导致的“市场失灵”引起，治理中国周期性产能过剩应当从规范政府行为入手。政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在于为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会深刻影响企业经济行为。政府治理周期性产能过剩的重点应当是
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而着力加强制度建设，通过良好的制度环境引导企业合理控制产能，最终减缓产能周期性波动。
产能过剩的形成逻辑应当是同一行业内众多企业的产能过剩汇聚为行业产能过剩，众多行业产能过剩汇聚为宏观产能过剩，即产能过剩遵循“企业产能过剩—行业产能过剩—宏观产能过剩”这样一种形成逻辑。此外，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基于规则治理的正式制度和基于关系治理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治理中国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应当结合经济转轨期的制度特征，深入企业层面探究产能过剩的微观形成机制。本书从微观视角，以企业财务质量分析理论为基础，探究企业产能扩张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财务后果，构建包含资产质量、资本结构质量、利润质量和现金流量质量四个方面在内的企业产能过剩财务质量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探究金融抑制背景下资本配置效率、金融生态环境、非正式的金融关联和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产能过剩的机制，并更进一步地研究产能过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书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监测、预测、预警企业产能过剩，更有助于从制度环境视角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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