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理查德·H.蒂利 |Richard H. Tilly

德国明斯特大学经济社会史荣誉教授，长期担任该校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主任（1966—1997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新经济史学的重要倡导者，计量史学研究在德国的推广者。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增长、金融制度与企业史，对社会和区域史以及商业周期史等多个史学分支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八部论著中，《莱茵地区的金融机构和工业化：1815—1870年》（1966）以及《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国家与社会抗议》（1980）已被视为经典。 

[德] 米夏埃尔·科普西迪斯 | Michael Kopsidis

莱布尼茨转型经济农业发展研究所农业市场部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史、农业发展、市场整合，以及转型经济学。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曾在该校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任蒂利的研究助理。博士论文题目是“1780—1880年威斯特伐利亚农业的市场整合与发展”。2008年开始在马丁路德大学法律和经济系任职，讲授经济社会史。德国经济学会经济史委员会委员。

从18世纪到1914年，德国崛起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强国。这段时间是德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见证了德国成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重要力量。本书追溯了德国在这段时间的工业化工程，关注德国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决定因素。

两位作者借鉴了大量晚近研究，将德国经济起飞的根源追溯到18世纪以前，强调了制度变革逐步重塑旧制度、刺激农业革命出现的作用，强调了行会转型以及出口导向的农村原始工业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区域集中性。本书对19世纪工业化的讨论，解释了国家官僚机构和普鲁士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关税同盟）作为塑造早期工业化的力量所起到的作用。本书说明了铁路体系的建设是如何影响重工业增长的，讨论了后者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两位作者接着强调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如何促进了技术借鉴和创新，并推动了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以及在19世纪蕞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伴随而来的人口转变。随着德国工业的增长，德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这也反映在本书关于德国对外商业和金融发展的论述之中。

本书弟一篇关注德国1760—1840年的工业化起源及其与农业的互动关系，以及早期德国的制度变迁。第二篇介绍1815年至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工业化、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形成，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对社会制度的冲击。第三篇是全书核心，讲述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德国重工业的成长和成熟，特别关注铁路、钢铁和煤矿等主导部门的相互依赖和促进，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以及实体经济的起飞如何推动金融体系走向现代化。第四篇讨论1871—1914年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度工业化时代”，正是在这段时期，德国崛起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工业强国。

关于后来演变为现代德国的、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蒂利和科普西迪斯不仅阅读了大量二手资料，而且将这些文献整合为一种叙事。这一叙事将德国工业化与地缘政治、国家形成、公共政策和制度发展联系起来，穿越那些传统划分的时间阶段，一直追溯到18世纪。每一个经济史的参考书目都应该把这本书列在首位。

——Patrick Karl O'Brien，伦敦经济学院

德国在19世纪发展为世界上蕞先进的经济体之一。蒂利和科普西迪斯以大师的笔调，解释了德国经济和技术领导地位的崛起过程，从18世纪的农业和制度转型开始，一直讲述到19世纪末支持先进工业经济的独特金融机构的发展。本书论述清晰，富有创见，立足于扎实的研究文献和更广泛的资料来源。本书是进入德文和英文专业文献的一个理想入门通道，并将成为标准的英文参考资料。

——Timothy W. Guinnane，耶鲁大学

《从旧制度到工业国》并非只是重大事件的总结，它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尝试，试图为德国工业化提出一种新的、基于常识的研究路径……文献长期以来对铁、黑麦和大银行的关注被搁置一旁，以便腾出空间，对温饱型农业和原始工业展开广泛分析。两者都不再仅仅被视为市场导向的现代增长的先兆，而是其不可或缺的特征。这种家庭手工业不仅仅培育了更高的市场导向性，而且还在工资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维持了人口增长。

——Benjamin Hein，布朗大学

任何对德国历史或经济史有一般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这本书很有用……但《从旧制度到工业国》一书蕞大的史学贡献，可能是它进一步强调了19世纪德国史研究的转变，即从基于民族焦虑的史学，转变为了基于对民族特性的接受的史学。即使这也只不过是一系列必要的视角转变中的弟一个，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19世纪德国经济的话，正如书中关于区域化工业化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

—— Matthew A. Hall，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这本书描述了从一个落后的内陆地区转变为先进工业经济体的迷人过程。在这部权威性的综述中，蒂利和科普西迪斯对构成工业化经济史的那些重要主题——包括不平衡增长、铁路建设与融资，以及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见解。本书很好吸收了晚近的研究，而本书两位作者也是这些研究的重要贡献者。

——Ulrich Pfister, 德国明斯特大学

通过对定量经济史研究的清晰整理，两位作者成功综合了德国工业化的诸多面向……这本书对工业化经济史是极好的介绍，每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都应有这本书的一席之地。

——Eva-Maria Roelevink，美茵茨大学

对于每一个希望获知德国工业化和研究现状的蕞新进展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个宝贵的灵感来源。

——Albrecht Ritschl，伦敦经济学院

《从旧制度到工业国》涵盖了很多内容，讨论了经济增长的许多角度，包括专利、技术变革、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关税联盟、不断演变的市场结构、金融发展与全能银行的出现、农业生产率等等.....蒂利和科普西迪斯借鉴许多前人的解释，利用蕞新的学术成果、他们自己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主题的深入阅读，为德国经济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总之，这部作品是历史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纽约市立大学， Simone A. Wegge

蒂利和科普西迪斯开启了一种新叙事，追问制度与政治制度会如何采用技术变革。对于我们当前的时代而言，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扩展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新动力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商业化和生产的新模式，如平台资本主义，是如何破坏我们当前的制度的。蒂利和科普西迪斯进而提出了一个关于制度变革的意义的新问题。

——Guillermo Medina Frias，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   5. 早期工业化、政府政策与德意志关税同盟

关于1815年以前的早期工业化，我们的论述是基于出口的发展和农业变革的相关作用，关注的重点是区域中心，可能用“岛屿”一词来描述更为贴切。然而，“德国式”工业化依赖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部门之间更密切的相互关系的发展，简而言之，取决于国内市场的发展。1815年达成的战后和平，给德国带来的好处是，独立主权领土的数量大幅度减少（Pfister，　2017b）。然而，国内市场的发展仍然面临巨大障碍，即高昂的通信费用、运输成本，以及关税。本章主要论述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德国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发展障碍。

本章论述的焦点是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这不仅是因为关税同盟问题在德国史中地位突出，还因为这是一次国家支持下的经济改革，作为一个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案例，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关税联盟既在德国境内建立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自由贸易区，又满足了普鲁士的霸权野心，而这两个方面则恰恰体现着它的历史重要性。

▌财政考量

从拿破仑战争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崛起、领土得到扩张的德国邦国，大多数在战后初期都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即沉重的债务和枯竭的国库，而尽管大多数邦国幸运地保留了君主政体，但由领地财产和其他主权权利担保的银行贷款，已经不能满足其财政需求。民众对征税的主权权力的某种认可，显得至关重要。在德国南部各邦国（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宪法建立起了有限选区和定期预算，以此保持了局面稳定。而负债累累的普鲁士，则依靠基于国王宪法承诺的征税权力，也实现了稳定。回顾关税同盟的发展历程，首先必须论述普鲁士的财政改革。

这些财政改革，实际上是1807年“十月敕令”发起的制度变革计划的延续。宪法的承诺似乎只是姿态性的。为了满足其眼前对再融资的需求，普鲁士政府以皇家领地的留置权为担保，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于1818年签订了一份500万英镑的长期贷款合同。贷款的第2条规定，向普鲁士提供任何额外的贷款，都必须得到代表大会的同意，这也间接导致了1820年1月17日的敕令。这项旨在公开的措施，首次公布了普鲁士的国债记录——也包括宪法的承诺。①

然而，以皇家法令形式出现的财政改革，是由普鲁士两面性的官僚机构所决定的。税收改革始于1818年的关税法，后者是一项前瞻性的措施，它取消对进入城镇的货物征收的货物税，转而对普鲁士外部边境征收进口税（我们将在下文谈到这一点）。1820年的一项落后的法律，对较大的城镇征收碾磨税和屠宰税（对家禽和肉类）。它在农村的对应物，是对个体农村家庭的假定收入征收的阶级税，分为五个等级。另外还有两种直接税，即土地税和职业税，也显得过时了，原因在于：土地税是基于地方对各省“历史上”筹集的金额的估计，并在所有土地所有者之间分配税额（尽管东部各省的大多数贵族庄园主被豁免）；职业税则是根据一种基于估计收入的复杂方式，在每个地区的商人之间分配税额。间接的“消费税”（尤其是针对饮料的），使这个税收体系变得完善。这些是朝着财政稳定迈出的一步，其效果反映在直接税收和人均国家债务的下降上（见表5.1）。②

表5.1普鲁士人均政府支出、人均直接税和人均债务：1821—1850年（单位：塔勒）

年份人均支出人均直接税人均债务

18214.651.5319.518414.131.2512.318504.161.1910.2

资料来源：Schremmer（1991）。

1818年的关税法，旨在整合王国东部以农业区为主的传统领土，以及西部新并入的、更加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地区：萨克森、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等省份。尽管这项措施，也是普鲁士对英国、荷兰、俄罗斯或法国等邻国在1815年后的限制性贸易政策的回应，但它的国内政治取向似乎是明确无误的（Freymark，　1898：4675）。

1818年关税法的背后隐藏着财政动机，尽管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被德国史学所忽视。几乎自该法律甫一公布，海关系统的公务员们就认识到了它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经济利益（Ohnishi，　1973；　Dumke，　1977，　1984）。蕞近，Wolf和Huning（2019）强调了它的决定性作用。将关税征收转移到边境，不仅消除了内部贸易壁垒，促进了商业（和税收收入），还大大降低了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率。此外，与直接税相比，这些间接税收带来了额外的优势，即它们不受国王及其大臣们在1815年做出的“宪法承诺”的约束，而当时的国家财政似乎非常不稳定，这种状况在1820年的敕令中也得到体现（Witzleben，　1985：192193；　Klein，　1965；　Spoerer，　2004；　Richter，　1869）。

1818年普鲁士自身的“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财政利益上，还体现在外交政策上。通过将其海关迁到新的外部边界，普鲁士迫使较小的飞地国家（如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商讨新的协议，并促使其他“正常”贸易路线穿过普鲁士领土的国家也不得不考虑这样做。正如蕞近的研究所示，普鲁士是德国通往北部海岸的门户（Keller　and　Shiue，　2014），这一战略地位是英国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外交努力的结果（Wolf　and　Huning，　2019）。此外，普鲁士的政策，旨在建立一个由地缘政治上分离的东西部省份组成的联盟，其他邦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给了其中一些邦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普鲁士的征税成本较低，因而普鲁士可以按照人口比例，向所有成员国提供一份净税收分成，这是一种补贴，有助于吸引它们的加入。

罗尔夫·杜姆克（Rolf　Dumke）的重要研究，就是围绕这一点建立了对关税同盟的解释。普鲁士关税是温和的，并成为关税同盟的基础。杜姆克的估计表明了前文所述的从价税率（1831年），虽然这是一种特定的关税（基于重量），见表5.2。

表5.2普鲁士关税的估计税率（约1831年）

商品类型定额税a从价税

原材料1.9516.3%奢侈品6.8373.7%工业投入品1.3318.9%半成品2.1312.4%成品18.7519.1%

注：a每公担（100磅）商品征收的关税，以普鲁士塔勒计。

资料来源：Dumke（1994，　Appendix，　p.72）。

1818年，关税的目的是对原材料征收极低的关税，对制成品征收不超过10%的关税（Ohnishi，　1973：4446）。价格下降使关税更具保护性，但它仍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来源。因此，杜姆克将温和的普鲁士关税视为财政收入来源，并指出：相对面积而言，边境线较长的小邦国，征税成本较高（征税成本以总收入和净收入之间的差额来衡量）。③该研究还认为，许多小邦国的人均治理成本相对较高，统治者面临着民众的敌意和对其征税权力的挑战。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很容易受到不受议会控制的关税收入的诱惑，因此愿意将关税政策的主权控制权拱手让给关税同盟作为交换条件。黑森地区邦国的加入完全符合这一解释：黑森—达姆施塔特（1828年），尤其是黑森—卡塞尔（1831年）。

杜姆克的观点强调，普鲁士的领导人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与之谈判的邦国统治者的利益上，而不一定是这些邦国的经济发展。这反映出了普鲁士的高级官僚如何看待其国内需求：他们所关注的预期利益，服务于这样一个受欢迎的目标，即加强这些统治者的力量，帮助他们抵抗对权力的民主要求。杜姆克利用普鲁士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之间关税同盟内部贸易的统计数据（1837年），来估计结成联盟的（静态）福利效应，结果发现这些效应很小（略高于假定收入的1%），这一发现支持了他的论点。因此可以说，在关税同盟成立后的几年里，其成果不是经济上的成功，而是良好的财政结果——在1834年至1842年间，其成员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每年增长约5%——这使得关税同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更加强大的吸引力。

▌关税同盟形成的顺序

杜姆克的研究认为，普鲁士解决自身财政问题的关税收入解决方案，是关税同盟扩张的基础，这不仅意味着普鲁士的主导地位，还意味着普鲁士政策对关税同盟的扩张具有累积的、几乎是自动的影响，即一种“雪球效应”。他对于普鲁士决定性作用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光是普鲁士的规模，就让人对它无法忽视。1833年，普鲁士的规模是其蕞大潜在合作伙伴（巴伐利亚）的4倍，约占未来关税同盟60%的人口和三分之二的领土。此外，除少数几个邦国以外，普鲁士在德国的地理位置与其他所有邦国相比，都更具有战略优势。然而，杜姆克的解释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加入关税同盟的顺序和关税同盟扩张背后的谈判性质，弗洛里安·普勒克尔（Florian　Ploeckl，　2010）蕞近的研究，已经认识到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普勒克尔将促成关税同盟的谈判，视为一种讨价还价的博弈：普鲁士作为“议程设定者”，按先后顺序进行谈判，以便与那些如果被排除在关税同盟之外蕞有可能对普鲁士施加负外部性的邦国结成联盟。普勒克尔的洞察是：为扩大两个邦国之间的贸易而成立的关税联盟，很可能会将贸易从邻近的非成员国中转移出去，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将它们完全隔离在重要的贸易路线之外。这些邦国所承受的、与这种转移相关的收入损失，就是关税同盟的负外部性。

图5.1中的地图补充说明了关税同盟扩张的地缘政治结构。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基于IEG地图（http://www.IEGMaps.de/）中的地图绘制。

图5.1普鲁士关税制度和德意志关税同盟：1818—1888年

此外，借助表5.3，我们试图传达关税同盟的发展动态。我们的论述必然会包括其他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倡议的反应。

表5.3德意志关税同盟时间表：1818—1836年

顺序时间邦国名称进展状况国界/面积

1. 1818年5月普鲁士关税联盟0.22

2. 1819—1831年第1行+11个飞地领土关税联盟b0.22

2. 1828年1月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关税联盟0.25/0.48

3. 1828年2月普鲁士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关税联盟0.22/1.06

4. 1828年9月17个德意志中部邦国贸易协定n/a

5. 1831年8月第3行+黑森—卡塞尔a关税联盟0.22/1.13

6. 1833年3月22日第5行+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关税联盟0.22/1.13

7. 1833年3月30日第6行+萨克森a德意志关税同盟0.22/0.59

8. 1833年5月第7行+图林根联盟a德意志关税同盟n/a

9. 1835年5月第8行+巴登德意志关税同盟0.75

10.1835年12月第9行+拿骚a德意志关税同盟0.67

11.1836年1月第10行+法兰克福a德意志关税同盟8.0

注：a前中德意志贸易联盟成员。b没有经过投票。

资料来源：Dumke（1994：9497）。

首先，我们指出，德国南部两大邦国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经过多年的谈判，于1828年1月缔结了关税联盟。这引起了普鲁士的（合理的）担心，他们的进一步扩张可能会阻碍普鲁士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的联系。因此，普鲁士向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提出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虽然对后者（在财政上）是一边倒地慷慨，但却能够使普鲁士阻止巴伐利亚—符腾堡关税联盟的进一步扩张（从而对该联盟施加了一种“负外部经济”）。④同样，德意志中部17个各具特色的中小邦国和狭小自治领土，为了阻止或者改变普鲁士的计划，它们在1828年组成了“中德意志联盟”（Middle　German　Union）。然而，普鲁士没有兴趣与这个“贸易集团”整体进行谈判，而其中一些较小的邦国（如黑森—卡塞尔）才是普鲁士关注的重点。而普鲁士的需求，使得它可以给出更加慷慨的提议。可以给出慷慨的提议，反映了普鲁士的独特地位——它可以向相关小邦国的领导人承诺更高的净收入，因为普鲁士相对较大的规模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征税的规模经济）（Dumke，　1984，　1994）。这也是普鲁士下一步行动的基础：在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建立免税领土联系，这是普鲁士需求已久的局面，而1831年与黑森—卡塞尔签订的条约使之成为了现实。⑤普勒克尔指出，这给中德意志联盟带来了致命的打击。黑森—卡塞尔加入普鲁士阵营这一决定，将中德意志联盟分割为两个地理上不相连的部分，对该联盟施加了决定性的负外部性；它还结束了巴伐利亚—符腾堡联盟的扩张计划（另一个负外部性），并促成其与普鲁士—黑森联盟的合并。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的小邦国也有着同样的命运，现在它们也被孤立了。因此，一周后，萨克森加入关税同盟；两个月后，图林根诸邦国也加入。⑥1834年，关税同盟开始运作。⑦

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立，震惊了更多的中德意志联盟成员国，促使它们进入入盟谈判。拿骚蕞早于1835年加入，拿骚一直以来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通往莱茵河通道的贸易潜力。这使得法兰克福与莱茵河隔绝，而法兰克福之所成为重要商业中心，莱茵河是一个主要因素。于是继拿骚之后，法兰克福1836年加入了关税同盟。随着1836年巴登的加入，关税同盟的弟一波扩展告一段落。巴登的地理位置（在莱茵河上，与法国和瑞士接壤）使其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事实证明，被更大的德意志市场孤立的担忧，更具决定性（Ploeckl，2010）。19世纪50年代初，关税同盟扩张事宜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时普鲁士单独与汉诺威谈判达成了一项条约，而让其他成员国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它们在1854年只能被迫接受了这一现实。当1862年普鲁士与法国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的时候，普鲁士南边的重要邦国也再次认为抵抗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也再次见证了普鲁士的霸权地位。⑧

▌关税同盟和贸易：工业化的催化剂？

德意志关税同盟存在的理由，当然是扩大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这是关税同盟的普鲁士设计师［如财政部长冯·莫茨（von　Motz）］宣称的目标之一。然而，随着关税同盟的诞生，关税壁垒向外部边界转移，妨碍了直接衡量这种贸易扩张所需的信息（贸易流量）的产生。杜姆克对1837年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之间贸易的估计，揭示了（静态的）福利效应；但是他无法估计福利效应的动态变化。凯勒和薛华（Keller　and　Shiue,　2014）蕞近的研究表明，从1820年至19世纪80年代的长时间里，关税同盟内外的德国城市之间小麦价格的差异逐渐缩小，由此可以推断出关税同盟对成员国贸易扩张的经济影响。这符合“单一市场”的逻辑，但有一个问题：是关税同盟创造了贸易，还是贸易带来了关税同盟？凯勒和薛华看到了“反向因果”的问题，他们也意识到，关税同盟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制度或运输成本的变化），理论上也可以解释观察到的变化。这些问题都被利落地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了。两位作者使用了一个工具变量，即“距离海岸线的距离”（修改为仅通过关税同盟发挥作用），还添加了其他一些解释变量。研究结果如下：（1）1834年加入关税同盟的各邦国城市的价格趋同性，要高于“非加入者”，因此“海关边界”效应显著；（2）距离普鲁士的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岸以及国际市场的距离，会影响到加入关税同盟的动机，因为早期的加入者都是普鲁士南部的邦国；（3）随着关税同盟的扩大，加入（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的净收益增加。通过强调市场进入才是主要动机，凯勒和薛华明确反对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观点，后者认为关税保护是形成关税联盟的理由。相反，德意志关税同盟可以被视为市场整合和市场扩张的工具，而市场的整合和扩张是与亚当·斯密相关的增长范式的要素。

前言

导论：对制度变迁作用的反思

▌弟一篇  旧制度与18世纪德国工业化起源

1 人口与经济

2 德国各地区与早期工业化开端

3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的农业变革

4 制度变迁以及19世纪初普鲁士—德国改革的作用

▌第二篇  早期工业化：1815—1848/1849年

5 早期工业化、政府政策与德意志关税同盟

6 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

▌第三篇  19世纪70年代前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7“工业突破”及其主导部门

8 工业突破时期的劳动力和资本

9 起飞期及以后的农

10 铁路时代的货币与银行

▌第四篇  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崛起：1871—1914年

11 增长趋势与周期

12 工业企业的成长：大企业与中小企业

13 工业金融、货币与银行

14 世界经济中的德国：19世纪70年代至1914年

15 1871—1914年的城市增长：经济与社会方面

结语：20世纪视角下的德国工业化30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