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中国粮食安全变化历程
1949年之前中国人粮关系波动与危机
随着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技术进步，中国粮食总产量从春秋战国的100亿kg增加到明清的1500亿kg，除春秋战国和明清以后出现粮食供应紧张外，大部分时期粮食供求相对平衡。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被一步步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战乱不断，灾荒频发，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1.1.1.古代中国重农重粮传统浓厚，粮食自给半自给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总产量小于粮食总消费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仅320kg，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粮食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大。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获得长足发展，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500kg，粮食总消费量小于粮食总产量，在满足人们正常粮食需要的同时，还可有余粮储藏或小范围贸易。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分裂和征战，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相比于秦汉时期明显下降，粮食总产量稍大于粮食总消费量，粮食供求关系紧张，遇灾害就有可能发生灾荒。隋唐时期，粮食生产又恢复到秦汉的水平甚至有了一定的提高，粮食总产量大幅超过粮食总消费量，粮食供需状况较好，粮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若无战争、大灾，粮食安全是有一定保障的。宋元时期，随着农业耕作方式的变化、江南农业的快速发展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传统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粮食总产量直追1000亿kg大关，人均粮食占有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应对灾荒的能力提高。明代时期，粮食总产量突破1000亿kg，人口达到2亿，因人口增幅快于粮食增长，粮食人均占有量下滑。清代时期，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人地矛盾加剧，农业生产进步虽较大，但人口增幅远高于粮食增产幅度，人均粮食占有量较明代大幅下降，至晚清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比春秋战国时期略高（表1-1）。除了自然灾害频发外，在列强的不断侵略和盘剥下，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粮食危机随时可能发生。
一般地，粮食生产的年际、季节波动性大，地区供需不平衡、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粮食分配不公等因素制约着家庭粮食的获取能力，影响着粮食的微观安全。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具有季节波动性，粮食丰歉与气候紧密相关，所谓“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因此粮食供求年际、年内变化大，波动性强。虽然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但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有限。东部气候湿润、地势平缓、土壤肥沃，为传统的农业区；西部多山地，气候干旱、土壤贫瘠，为传统牧业区。东部又有南北差异，淮河以南为稻作农业区，以北为旱作农业区。古代农业开发最初集中在黄河流域，宋元以后，南方向集约型农业发展。中国粮食生产和供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通过粮食流通，调剂地区盈缺。在我国封建社会，一般地主占农村人口的5%～10%，自耕农和佃农占90%左右。然而，地主却占有50%～70%的土地，自耕农占20%～30%，佃农占10%～20%。地主占13%～17%的粮食，而自耕农和佃农占43%～56%的粮食，愈到近世这个比例愈低。农民可支配部分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一旦发生灾害农民便陷入困境，导致饥民揭竿而起的历史一再重演。加强粮食生产，重视粮食仓储，以丰补歉，“熨平”粮食生产在时间上的波动性，鼓励粮食流通从空间上进行协调，满足缺粮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需求，是历代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吴宾和党晓虹，2008a）。
中国古代灾害频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至清代达到一个高峰。春秋以前以水旱灾害为主，春秋以后水旱冰雹蝗虫灾害肆虐。据竺可桢先生的《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公元1～19世纪，中国发生旱灾1013次，水灾658次。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研究，在过去2200年间，我国共发生1600多次大水灾，1300多次大旱灾，且常是旱涝异地同时出现。平均每年遇灾次数：隋朝0.6次，唐朝1.6次，两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灾害频发固然与人为活动造成的生态失衡有关，也与我国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吴宾等，2008b）。小农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逢灾必荒，进而引发灾民起义，甚至外族入侵。中国西汉—清代饥荒发生年数具有一定的波动性，整体呈逐渐增强的趋势。元清饥荒频发，其次是宋明。以公元910年为分界点，前期（包括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十年饥荒次数平均为5次/10a，后期（包括五代、宋、元、明、清）平均为35次/10a。饥荒是天灾人祸并行的结果，旱灾、水灾、蝗灾、疫灾、赋税等都会引起饥荒（滕静超等，2014）。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和以农立国的古代，粮食问题关乎国家稳定和朝代兴替。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萌芽于先秦，发展于秦汉，形成于隋唐，完善于宋元明清。古代粮食安全思想以重农为核心，视农业为财富之源、立国之本，鼓励垦殖和农业生产，强调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和赈济，重视储粮备荒，鼓励粮食流通，实施以农为本、以粮为基的国策，较好地保障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粮食供应，使中华民族延绵不绝（吴宾等，2008c）。
中国传统的重农、重粮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农业是财富之源、富国强民之本。据《墨子 非儒》记载，从农事可“生九谷”“长地财”“农事缓则贫”。《荀子 富国》认为“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 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明朝徐光启在《农政全书 旱田用水疏》载，“古圣王所谓财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只有粟帛才是财。
《徐文定公集》强调“农者生财者也”“财者生于地则不竭”。《管子 五辅》指出：“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 仓廪实而囹圄空。”据《商君书》，商鞅提出：“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汜胜之书》说:“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又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东汉崔寔《政论》指出：“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国家之毒忧。”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 说杂三十》提出：“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据《范文正公集 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认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 则寇盗自息，祸乱不兴”（易钢，1998）。②在粮食供应环节，生产和储备兼顾。《管子 牧民》开篇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仲从两方面阐述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一是“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强调粮食是民众的命根子；二是“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汉书 郦食其传》中提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西汉实施授田制，北魏、北周、北齐、隋唐实施均田制，保障农民占有小块土地，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赈济借贷、推广技术等，推动了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开创了“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盛世”“康乾盛世”等。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关于粮食储备，《礼记 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管子 轻重乙》说：“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汉代贾谊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东汉班固《汉书 食货志》）。据西汉晁错《论贵粟疏》：“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历朝多有储粮法令。如秦朝制定《仓律》，对仓粮的入库、验收、保管及加工做了规定。唐朝《厩库律》计28条。宋元明清也制定《仓库律》或《厩库律》。明朝推行预备仓制，通过授以散官、表彰门庭、免除杂役等措施，藏粮于民。③在粮食生产与消费中，《墨子 七患》指出，凡五谷者，“生财”与“节用”并重。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唐代李绅《古风二首其二》倡导节约粮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中国古代重农，与农业立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内陆国地理环境相适应，有其必然性。然而把农业与工商业对立起来，主张“农本商末”，甚至轻商、抑商、拒商，则走向了极端。
总体看，影响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因素有：①粮食生产年际、年内波动性强，常出现“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现象（表1-2）。②不同地区气候、土壤及粮食生产能力，人口及粮食消费需求不同，粮食供应地区盈缺不均。③封建社会不同阶层土地及粮食占有不公。苛捐杂税沉重，农民常沦落到没饭吃的悲惨境地（吴宾和党晓虹，2008a）。④自然灾害频繁，逢灾必荒（吴宾和党晓虹，2008b），饥民揭竿而起的历史一再重演。
1.1.2.近代中国粮食危机及应对（1911～1949年）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加之战乱频繁，灾患不断，粮食危机空前严重。1934年全国水稻种植面积只比1933年减少0.87%，但水稻单产减少20.2%。开埠通商，城市化加速，粮食供需矛盾突出，国外粮食倾销，中国粮食贸易严重入超（周建树，2013a）。1912～1921年年均米谷输入约为3亿kg（按1担=50kg计算），而1922～1926年年均米谷输入猛增至8.5亿kg，“后五年”年均银两外流7844万海关两，比“前十年”年均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