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研究背景
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宗旨在于推动耕地保护创新发展,增进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对研判耕地保护问题和需求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对耕地保护问题的讨论日益激烈,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莫衷一是。对此,本章旨在凝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耕地保护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及其症结,并以此提出耕地利用转型的迫切要求。
1.1 耕地保护重大现实问题
耕地乃土地之精华,是实现“无贫穷”“零饥饿”“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2015)的关键资源环境要素,已成为我国保障食物安全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资源以及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与改善人居环境的基础要素。保护耕地是我国自然资源管理的首要任务。我国确立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施了世界上*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建立了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体系。然而,耕地保护问题至今依然普遍存在。
1.耕地需求无序竞争
我国耕地无序竞争表现为粮食生产、农业结构调整、生态保护与耕地非农化尤其是其过度性损失之间的竞争。庞大的人口规模、日益提升的生活水平以及粮食单产潜力约束共同决定了粮食生产对耕地的首要刚性需求。然而,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局面迄今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结构调整仍然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保障生物能源生产用地也是现实所需,二者共同导致耕地被大量转用。同时,耕地非农化导致大量优质耕地非逆转性流失,甚至因忽视耕地非市场价值造成了大量过度性损失(曲福田等,2004;曲福田和谭荣,2010;谭荣和曲福田,2006;Tan etal.,2011)。当前,非土地要素对土地的替代能力仍然较低。加之宜建空间狭小及其与耕地分布高度重合,耕地非农化难以迅速趋缓。此外,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各地倾向于争取较少的耕地保有量和较多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地方政府之间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造成了诸如耕地占优补劣、基本农田“上山下水进房”(刘文甲,2006;黄征学和黄凌翔,2019)等问题。
2.耕地边际化
耕地边际化即现存社会经济结构下,受社会、经济、政治及环境因素驱动,特定区域内耕地停止其当前利用活动的过程(Baldock etal.,1996;Lasanta etal.,2017;Prishchepov etal.,2013;Renwick etal.,2013),通常表现为耕地利用投入下降、撂荒或弃耕、土地所有权转移或重组以及耕地非农化等。我国耕地边际化迹象曾在1987年前后出现,并在1991年、1996年前后表现明显(刘成武和李秀彬,2006)。伴随着2004年前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Cai,2008;Zhang etal.,2010;蔡昉,2008),以追求农户劳动生产率*大化为动因的耕地边际化普遍发生(李升发和李秀彬,2018;李升发等,2017;黄利民等,2008;田玉军等,2009;Li S F and Li X B,2017;Tan etal.,2021;Wang etal.,2020)。尽管惠农政策实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耕地边际化进程,但由于农资价格上涨及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农民纷纷“洗脚上田”(李旭鸿,2011;田玉军等,2009),耕地边际化呈蔓延态势。耕地边际化对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及农民利益构成直接威胁,而且通常与农业边际化、农村聚落边际化交互影响,从而制约乡村可持续发展(Brouwer etal.,2008;Gao etal.,2017;Liu etal.,2014;Liu and Li,2017;Zhang etal.,2016)。
3.耕地生态系统退化
我国耕地生态系统退化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农业高强度集约经营引起耕地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下降甚至承载极限被突破。以化学物质大量使用、漫灌、浅耕为主要特征的“重利用、轻管护”的耕地利用方式,导致耕地土壤板结、地力退化。而且,化肥的长期过度使用已导致耕地土壤严重酸化甚至污染水体和空气(Guo etal.,2010,2018,2020)。②农业专业化生产导致耕地利用均质化。例如,近年来,农户大棚种植的快速发展导致村落、乡(镇)等尺度上耕地利用方式、集约度及耕作景观明显均质化(Ge etal.,2019)。③人类建设活动干扰,尤其是线形交通基础设施及点状农村居民点建设扩张导致耕地破碎化(Cheng etal.,2015;Jiang etal.,2021;Su etal.,2011)。
耕地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影响包括:①耕地质量下降,导致商品性生产功能衰退;②非商品性生产功能,如生态功能的退化,导致耕地利用负的外部性增强;③对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宋小青和欧阳竹,2012a)。
1.2 耕地保护现实问题的症结
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当前耕地保护模式已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现实呼唤学术界亟须立足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耕地保护模式。这一新视角的产生务必要以梳理上述看似独立的耕地保护问题间的内在逻辑为起点。①在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支配下,土地单功能利用被认为是*富经济效率的土地利用方式。受不断增长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驱使,片面追求商品性生产功能增长的退耦化生产、不断增加土地利用单元及其规模成为土地单功能利用的两大策略。前者直接导致非商品性生产功能退化甚至耕地生态系统承载极限突破,后者导致耕地利用均质化与耕地破碎化。二者共同促成了耕地生态系统退化。②鉴于土地总量有限性与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土地利用单元及其规模不断增加必然导致建设用地扩张、农业生产及生态保护对耕地的无序竞争。③耕地生态系统退化导致耕地商品性生产功能衰退。土地利用单元及其规模不断增加导致特定用途土地的无租边际点与不同用途土地的转移边际点发生空间位移,从而打破土地利用空间均衡(李秀彬,2002;张伟等,2009),二者共同促成耕地边际化(图1-1)。
以上分析表明,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配的土地单功能利用是导致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现实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国耕地保护明显表现为耕地单功能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显著特点是缺乏耕地利用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
图1-1 耕地保护现实问题的综合分析框架(宋小青和欧阳竹,2012a)
1.3 耕地利用转型的迫切要求
耕地功能需求是耕地利用的内生动力与归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及土地意识逐步提高,耕地功能需求随之逐步强化、多样化、高端化,由此带动耕地保护必将向不断完善耕地利用外部性内部化机制的耕地多功能管理转型。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我国耕地保护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以及提升农业发展活力具有关键作用(蔡运龙,2001;宋小青和欧阳竹,2012a),由此决定了耕地功能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并着力解决优质耕地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明确耕地保护边界,建立耕地休养生息制度,完善*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耕地质量保护法律法规。因此,回归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本质,更加注重节约资源、协同提升多元功能体现着城乡居民的耕地功能需求导向(宋小青和欧阳竹,2012b)。立足耕地多功能这一视角,探索实施耕地多功能管理,推动耕地向城乡居民需求发展方向转型,也可能成为我国耕地保护的创新之路。
捕捉耕地变化的脉络是实施耕地多功能管理的基本前提,这也意味着需要探寻捕捉这种脉络的有效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伴随土地利用变化而发展,透过土地利用这面镜子(Tuan,1971),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往往映射出相应的土地利用变化脉络。工业革命以前,由于土地利用活动干扰强度有限,这种映射一直作为人地系统潜在的运行规则并未被揭示。但工业革命以来,土地利用对土地覆被的显著改变引起了科学界对这种映射的普遍关注与强烈反思(Foley etal.,2005;Houghton,1994;Matson etal.,1997;Turner etal.,1994,2007;Vitousek etal.,1997)。作为追踪这种映射关系的典型工具,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在反思浪潮中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当前土地变化科学领域的热点前沿。从可持续发展观点来看,转型包含社会、经济、生态三大彼此关联的维度。转型不是自然法则,转型的模式、路径并非一成不变。对于决策者而言,转型的程度、速度均可通过政策干预而调控(Martens and Rotmans,2002;Long and Qu,2018;Long,2020;李灿,2021)。那么,土地利用政策理应可以引导土地利用向符合人类需求的方向转变。事实上,全球陆地计划(Global Land Project,GLP)已将土地功能变化与制度演化的耦合纳入了土地系统的研究范畴(Global Land Project,2005)。因此,耕地利用转型研究将有助于创新耕地保护政策,进而引领耕地保护走向耕地多功能管理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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