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农民专业合作联社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农民专业合作联社问题的提出
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ICA）在1995年定义的农民合作社是指：按企业资本公平出资，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共同承担风险、分享利益，并主动参与民主管理。在国外，农民合作社的表述主要包括：cooperatives、farmers cooperatives、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等。而在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17年修订版）中定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自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规模和区域分布上，都呈现出逐步快速发展的态势。据统计，截至2014年1月底，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01.9万户，比上月底增长3.72%，出资总额2万亿元，增长5.44%；农民专业合作社新登记注册3.52万户，增长12.65%。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个体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过程中出现农民参与意愿不强、融资渠道不畅、章程执行缺位等问题，导致年终分红时出现盈余分配和重大事项决策上亲资本的倾向，从而偏离合作社组建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个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产业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市场竞争力弱等，其进入市场成本过高，且无法保障农民利益。为此，出于追求规模效益、降低交易成本、争夺市场话语权等需要，一些地区的合作社纷纷组建更高级别的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为220.30万家，成员达到4 668.74万户，并且通过共同出资、共创品牌，成立合作联社1万余家。
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的扩张及产、供、销的联结。在我国一些地区，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政府于2011年发起成立呼伦贝尔市绿原食用菌专业合作联社，*初选择各旗市基础好、较规范的35个合作社作为成员社，截至2014年底，成员社发展到87个，注册资金524万元，入社农户3 529户，社员11 293人，主导产业由种植黑木耳、毛尖蘑等逐步向产、加、销一体化方向发展。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发地走向联合，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以联社为基础的大型合作集团，实现横向联合与纵向一体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农民专业合作联社显现出市场对接的强大生命力，在推动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延伸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及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民专业合作联社按牵头主体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政府驱动型。各级政府为稳定农业生产、促进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落实鼓励合作社之间组成联合体的政策而实现合作社之间的联合。这种类型在东部发展较快的地区取得了较好成效，一些合作联社在政府的扶持下，探索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并与市场有效对接，实现了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而市场发育不足的西部地区虽然适合推广这种类型，但这些地区自上而下创建的合作联社既容易成为政府“政绩工程”的招牌和门面，也有可能沦为套取国家政策资金的工具，发展效果往往不够理想。二是大户带动型。实力雄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动发起，由相关合作社自愿参加而形成的联合体。这种类型起初发展较好，一些实力弱小的成员社盼望与大户“联姻”后能得到资金、技术、原料的低成本服务，但是当大户与成员社之间的需求目标相向性不一致时，往往会出现大户“一言堂”的后果，导致成员社参与的积极性弱化。三是企业引领型。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带动周边农户进行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农户为龙头企业提供稳定原材料，龙头企业对农副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农副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双赢。这种类型一般来说存在利益联结松散的现象，企业希望成员社提供质量可靠、价格低廉的农副产品，而成员社更关心农产品的随行就市，由于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导向不一致，往往造成合作联社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无法解决。四是基层自发型。同一行业的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因资金、技术、规模、市场等因素的需要而自觉主动地组建联合体。这种类型以市场为导向，以行业发展为目标，自下而上发展合作联社，能够本着民主自愿的原则，明确产权关系，设置各方都能接受的组织机构、财务分配、监督管理等机制，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也*受政府青睐，是政策支持的有效载体。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本质属性是一种非营利组织，承担着为基层社及其社员提供相应服务功能，计划、协调等管理功能和出资人代表功能。一方面，我国农民专业合作联社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与国外相比，发展还处于抱团取暖、联手进入市场、谋求规模经济的阶段，运行机制正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理论界对合作联社运行机制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一些关键性问题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有继续深化的必要。社会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固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得以走向联合的重要动因，但要促进合作联社健康发展，必须从健全完善运行机制内因入手来加以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共营效率和运行机制问题是重要的。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随着外部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和合作社业务的不断扩大，合作社之间存在着联合起来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降低经营成本的内在动力（苑鹏，2010）。以韩国为例，1968年合作社数量为16 000家，但规模较小，社均139人，随后5年大量基层社合并组建地区合作联社，到1973年，基层社只剩下1 500家，社均1 400人（潘伟光等，2013）。随着合作社的数量、规模快速增长，我国农民专业合作联社亦呈快速发展态势，特别是在一些合作社发展较快的地区（如山东、浙江、湖北等），其发展势头更甚。
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蓬勃发展，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将分散的各合作社紧密联结起来，破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亿万农户小规模生产的矛盾，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科技贡献率，对于维护合作社成员自身利益，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及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注意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运行质量与效率。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特质如何界定？与非合作联社（单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比较，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具有哪些特殊性？特别是，国家法律上的欠缺，导致了地方在合作联社概念认识上的模糊，基层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为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规范管理，需要进一步明确合作联社的概念，具体界定其区别于非合作联社的特质。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联合规模是否越大越好？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可以实现降低交易成本、获取规模经济等联合收益，但合作联社也并非越大越好，规模越大并不意味着效率*优。合作联社效率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其联合规模，而且还与合作联社管理水平、成员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程度、关系资产占有等有关。各地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发展方向由横向联合向纵向联合转变，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过程中，不同合作联社采用何种联合方式效率更高？研究分析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上述理论误区和政策盲点，运用计量模型测算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农业共营效率值，找出非有效合作联社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明确其今后努力方向，对各地规范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发展有指导意义。
本书聚焦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主题，运用俱乐部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农业经济管理等理论与方法，从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的特质入手，通过构建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农业共营效率的理论框架，从共营效率测算、合作联社与非合作联社效率差异比较等方面分析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农业共营效率的实现，探讨影响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农业共营效率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本书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农学、统计学等多学科领域，体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特点，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有广泛的科学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研究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和制度保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及党的十八大报告都明确提出了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四种，农民专业合作联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级形态，两者都属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个部分。Enke（1945）在研究中将厂商理论运用于合作社的讨论中，并在此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合作社所具备的功能、角色和特点。Alchian和Demsetz（1972）认为，合作社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一种经济组织，其管理者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而通过改善管理所得到的收益不可能资本化为管理者的个人财产，导致投机取巧行为更容易发生，合作社组织成本上升，其中之一就是为减少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致使监督成本较高。Cook（1995）、Fulton（1995）等学者比较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及它们相对应的传统合作社与现代合作社的不同特征，分析了新一代合作社的制度变迁、制度特征及其制度绩效，并认为传统合作社有农业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企业及农业共同经营组合等具体形式，而新一代合作社具有国际合作社联盟七项基本原则的多数特征，还具有一些自己的新特征，如社员支付较高的首期投资，享有同投资额相当的交货权，交货权可转让，主要发展加工业以提高产品附加值来增加社员收入，等等。Koguashvili（2016）认为，国家应优先支持成功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在资金、政策上支持鼓励应更大程度地向这些经营主体倾斜。陈锡文（2012）同样认为，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模式，能有效突破传统粗放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促进农业向集约化、现代化农业转变。张晓山（2012）再次肯定了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论述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陈晓华（2012）从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和农业新型经营体制创新两个角度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改良。文华成和杨新元（2013）提出公司化、园区化、合作化是农业经营形式的“三大新趋势”，其中合作社的联合则是当下农业经营组织共营的新潮流。孔祥智（2013）认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策略，是夯实农业基础必不可少的主体形式。
（二）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动因的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形式主要分为两种：纵向联合和横向联合。纵向联合是合作社和非同类市场主体之间的联合，如合作社和超市的联合对接、合作社和批发市场的联合对接等；横向联合是指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类合作组织的自愿联合并依法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行为，其中包括不同地区同行业的合作社联合及同地区同行业合作社之间的联合。Nilsson（1997）指出了当下许多合作社内部成员关系混乱的现状，社员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缺乏统一规范的领导，单个的合作社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小规模的单打独斗开始缺乏优势，导致合作社的发展严重受阻。Salazar和Górriz（2011）以西班牙的合作社为样本进行规范分析，认为合作社做到下游资源垂直整合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形成有很大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合作联合形成的资源整合共享有利于单个成员社的健康发展。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方面做了研究。有学者研究了合作联社的联合动力机理，如储成兵（2011）认为合作联社相对于单个的合作社来说在治理结构上对规范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的论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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