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敏，四川大学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大学政治学院首任院长、现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会会长、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农业经济与农村政策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4项）、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27项，出版学术著作17部，在全国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80多篇，其中CSSCI论文100余篇，2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2项科研成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的《成果要报》采纳，7项科研成果被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的《重要成果专报》采纳。获省部级等各种奖励20余次，其中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4项、三等奖4项、教育部优秀调研成果l项、四川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重大问题。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三农”工作，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还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方面的集中展现和全面进步，形成了与世情、国情、党情和农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又希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和途径，为解决人类城乡融合发展和“三农”协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又不容否认，在急速前行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浪潮中，随着我国城乡流动性增强以及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对乡村社会带来强烈的结构性、技术性和价值性冲击，农业和农村被现代化发展的阴影所遮蔽、解构、遗弃；乡村社会整体出现衰退和衰败，以及呈现出包括人口、土地、产业、基建、宅基地、基层组织在内的乡村地域空间整体空心化。因此，如何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叠加的“并联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城乡协调、产业协同以及“政府一市场一社会”主体协作，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对于地处东亚“小农经济圈”的世界上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城乡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技术结构、空间结构和生态格局的转换，面对乡村地域农业经营主体结构变化、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村空间结构演化，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新趋势，党和国家明确了推动“三农”工作要从“新农村建设”升级到“乡村全面振兴”，从“城乡统筹”演化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总体战略取向。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三农”工作重心也迎来了从“决胜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任务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政策话语的再现超过了传统“农村”政策话语的认识边界，超过了“只见物、不见人”的新农村建设模式，超过了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偏向战略思维，形成了新时代城市与乡村价值等值和功能互补的城乡关系新定位。为此，城乡融合时代以乡村振兴全面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业、新农民、新农村实现“产业-主体-空间”的协同发展、整体发展和全面发展，成为新时代“进入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领导和推动“三农”工作的决策共识。
　　因此，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和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强起来”时代的历史方位之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攻坚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时代推动“三农”工作的总纲领、总遵循和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1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常艰巨、非常繁重的任务在农村，非常广泛、非常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潜力后劲在“三农”，根本抓手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研究》：
　　第五节 重构“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
　　“三农”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的协同的发展依赖于不断与外部世界产生信息、物质交换，并及时做出反应以适应外部世界，优化内在结构。“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构建可以看作是“三农”内外体系信息交换渠道建设，主要是包括三农内部与外部的要素交流、资源共享与服务输送，这些流动着的要素、资源、服务携带信息、传递需求、重塑“新三农”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以及不断使其自我迭代以优化三农内部结构，从而达到协同发展。因而，本节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包含的哪些具体机制？构建这些机制的思路是什么？这些机制是怎么运行的？以及这些机制所要达到的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研究》认为：“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的构建思路，一是疏通渠道、二是均衡配置，具体机制主要包括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机制。
　　一、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
　　实现“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根本路径是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其中，构建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机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始终致力于推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进程，重构城乡良性互动关系，在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将城乡关系进一步推向深度融合。进入新时代，城乡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联系更加紧密，农村要素资源单向流入向城市的趋势开始转变，职业农民、社会资本也开始流入农村农业，为现代农业注入活力。2016年农业投资较上年年增长21.9%，其中民间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79.8%。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藩篱仍未完全拆除，城乡资源要素供给结构不平衡、供给质量不高，仍然是城乡融合的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研究》认为：应该构建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促进城乡融合，最终实现“新三农”的协同发展。
　　（一）土地要素双向流动机制
　　构建土地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土地资源在城乡之间有效配置，防止土地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同时更好的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财产价值。目前，构建土地要素双向流动机制的主要障碍依然在于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计划性质，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土地资源和实现农村土地的资产价值，农村土地浪费和闲置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农村退出人口留下的承包地、宅基地如何再配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再配置？构建城乡土地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就是要针对以上问题，推进“三块地”的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探索“三权分置”促进承包地的流动与整合，进一步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促进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人市、同权同价。进一步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用益物权，构建农村宅基地取得、使用和退出机制。
　　1.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是指存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确定为工矿仓储、商户等经营性用途的土地。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其基本目标是实现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促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形成。这是构建土地要素双向流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提高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为乡村振兴中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提供土地支撑，更能为农民带来巨大的财产收益。目前，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尚在试点阶段，但是也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和完善的规则体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充分还权赋能，完善产权制度。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确权颁证并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同等人市，同权同价。二是明确入市范围和探索多种入市途径。在严格遵循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根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现实集中或分散情况，探索就地人市、调整人市、整治入市和配套人市等多种途径；三是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以“建规则、建制度、建平台”和“组织化、民主化、市场化”为指导，探索建立健全交易规则、交易程序、监管规则等方面制度，加快研究人市主体、调节金收取、收益分配等配套办法，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基准地价和土地税收制度。同时要完善健全集体土地资产处置决策程序，完善规划、投资、金融、税收等相关服务和监管制度。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探索，各个试点区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截至2018年6月，全区已入市43宗、面积553亩，获土地出让收益3.9亿元，相关农民集体及个人获得3.13亿元土地收入。同时根据清产核资，郫都区共有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规模11.3万亩符合人市条件，预计未来将有力促进土地要素的流动。
　　2.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构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主要是指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即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以及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构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盘活农村空闲住房，促进宅基地流转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关键是要完善宅基地产权权能体系，包括显化所有权、固化资格权、活化使用权、强化财产权以及深化发展权。具体来说，一是要还权赋能，显化所有权。宅基地所有权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在宅基地转让、出租时，必须明确资格权人须向所有权人一次性缴纳宅基地有偿使用收益金。二是确权颁证，固化资格权。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是农户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享有的无偿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应该按照“符合规划、用途管制、依法取得”的原则，以农村资产“多权同确”为基础，对农户自用的院坝、林盘和宅基地房屋等权属确权颁证。三是要规范流转，活化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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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新发展格局下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引领“新三农”协同发展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理论建构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理论溯源
一、纵向理论的演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二、横向理论的援引：与西方诸多思想资源的对话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框架建构
一、“三农”发展研究：传统“产业结构转换”经济视域的局限
二、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全面振兴”：重构城乡空间新格局的决策共识
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空间化”：城乡“空间结构共生”整合视域出场
四、以乡村振兴引领“新三农”协同发展：基于“空间结构共生”的理论框架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历程、经验与特色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制度创新：生产责任制实行初期的生产关系变革（1979-1984）
二、市场化导向：非农产业兴起引发的政策调整（1985-2002）
三、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背景下的“三农”新举措（2003-2012）
四、从城乡一体化到乡村振兴：“三农”发展的战略转换（2013年至今）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引领“三农”发展的本质遵循
二、坚持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作为厘清“三农”误区的思想前提
三、坚持以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
四、坚持以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作为发展“三农”事业的重要手段
五、坚持以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作为突破“三农”困境的基础保障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特色表征
一、“三农”理论依据的本源性与科学性
二、“三农”价值取向的人民性与时代性
三、“三农”目标任务的求实性与协调性
四、“三农”具体内容的实践性与开放性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矛盾挑战
第一节 “新三农”协同发展面临的五大矛盾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
二、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不良的矛盾
三、“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村”建设的矛盾
四、农业增产与农民不增收的矛盾
五、农地规模化经营与农民利益保护的矛盾
第二节 “三农”发展现状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不协同
一、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协同
二、农村发展状况与城镇化进程不协同
三、农民信息素养与信息化突飞猛进的步调不协同
第三节 阻碍“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禀赋原因：农业要素禀赋缺乏比较优势
二、历史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仍有待破解
三、阶段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制约
四、体制原因：政府与市场定位不清
第四节 “新三农”协同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
一、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冲击
二、跨国农业垄断公司对我国农业产业链的渗透
三、农业“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企业自生能力严重不足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支撑体系

结语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道路
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