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暂缓上市，彰显金融科技和合规监管之内在紧张。金融既要大发展，又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科技如何助力？有多少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和场景？
金融科技在剧烈改变现有金融业的版图，金融监管是简单地抑制这些创新来控制风险，还是要因时而变，运用金融科技来提升金融监管和合规能力？答案无疑是后者。
本书聚焦当前金融发展新格局下监管科技的发展，阐述金融科技应对金融危机后复杂的监管要求及监管有效性问题，指出金融科技的发展加剧了不同市场金融业务的交叉融合，增强了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而科技手段作为拓展金融监管边界、提高监管合规资源配置效率的窗口，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都应当以开放心态拥抱新技术给自身的组织模式、业务流程带来的变革，推动监管科技逐步从理论走向落地应用。本书从国际经验和场景应用两个角度切入，探讨监管科技背后的推动力量、目前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前 言
监管科技的崛起与金融监管和合规体系的重构
近年来，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整个金融市场。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在为金融业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为金融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当前除了讨论金融科技，也需要加大对科技赋能金融监管——监管科技（Regtech）的探讨。
监管科技通常被认为是金融科技的一个子集，是金融与科技紧密结合背景下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的一项颠覆性创新。监管科技具体可划分为应用于监管机构监管端的监管科技（SupTech）和应用于金融机构合规端的合规科技(RegTech)。近年来，监管科技正逐步对整个金融监管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对于监管机构而言，面对金融科技背景下愈来愈复杂的金融市场环境，监管科技能够有效提高监管能力，提升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监管科技作为强化自身风险管理和合规经营能力的重要手段，能够帮助其更高效、更及时、更准确的满足监管合规要求。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监管演变与科技发展不断改变整个金融市场，主要国家金融监管和合规科技因强监管政策的刺激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具体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日益增长的监管复杂性，全球监管机构不断强化金融监管力度，先后推出了众多的监管法案，如巴塞尔协议、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Mi-FID）、欧盟市场基础设施监管法 （EMIR）等。随着一系列监管法案的推出，金融机构监管合规压力逐步攀升，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显得捉襟见肘。而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为金融监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探索科技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应用，旨在通过利用新技术来减低监管合规压力、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多数国家监管当局已有或正在制定明确的监管科技发展战略。据毕马威数据显示，自2014年至2019年间，全球监管科技的总投资额虽逐年波动，但交易数量逐年攀升，2019年全球监管科技市场总投资额为25亿美元，交易数量为145宗。监管科技初创企业也致力于探索并丰富监管科技应用场景。2019-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加速了金融业务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的进展，也为监管科技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需求空间。
聚焦国内，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首次明确监管科技这一概念，指出要强化监管科技的应用实践。同年6月，央行印发《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的研究与应用，监管科技开始全方位发展。2018年8月，中国证监会印发的《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标志着中国证监会完成了监管科技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并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2020年6月，证监会重构资本市场科技监管体系，正式成立科技监管局，负责统筹科技监管建设工作、推进监管科技应用落地实施。总体看，中国发展监管科技的积极性高，场景应用需求旺盛，为监管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在特定的领域依然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监管科技也在国内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整体上中国监管科技仍属于起步探索阶段，相关领域的应用还十分有限。此时，梳理国外监管科技发展经验，探索监管科技应用场景显得十分必要。从本书的内容来看，我们将本书分为了上下两篇。其中，上篇主要聚焦研究监管科技的国际经验，对美国、英国、欧盟、新加坡、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监管科技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和借鉴，并系统对国内监管科技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估；下篇则侧重于研究监管科技的应用场景。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尝试在分析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在数据管理、生成报告、风险管理、身份认证、 虚拟助手、违法违规、反洗钱、数字货币等领域中的不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监管科技在相应领域中的应用与实践。
对于中国而言，监管科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推动监管科技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传统金融监管手段相比，监管科技有助于推动金融监管实时化、标准化、信息化、数据化及智能化，监管科技的应用对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监管端还是合规端都有必要加大对监管科技应用的探索。同时，在探索中国监管科技发展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国家存在的“共性”时，也应注意到与自身国情相匹配的“特性”。基于此，监管科技领域还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本书的研究仅仅是个开端，未来需要更多学者参与到监管科技的实践和研究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