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绪论
1.1基本概念
1.1.1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又称为国际直接投资、跨国直接投资、海外直接投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将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来自于某一经济体的投资者对自身所处经济体之外的经济体中的企业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跨境投资。其目的是与自身所处经济体之外的经济体中的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关系，这种投资关系在其拥有自身所处经济体之外的经济体中的企业10%或大于10%的投票权时成立。①由此可见，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在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修订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将“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中国境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参股、兼并、收购境外企业，并拥有该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投票权或其他等价利益的经济活动。参照此定义，本书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定义为中国境内的投资者对东盟10 国进行生产性或服务性对外直接投资，以此获得被投资企业的管理控制权并取得长期持续利益的一种国际资本流动。
1.1.2区位
“区位”一词来源于德语“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意为人类活动（人类行为）所占有的场所（李小建，1999）。从狭义上来讲，区位指的是特定地块的地理位置及其与相邻地块的相互关系；从广义上来讲，区位则是指包括经济、政治、科教文卫以及居住等一切人类活动在内的，在空间上的布局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江心英和路正南，2009）。关于区位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事物存在的场所或位置；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某事物活动场所的行为（张文忠等，2000），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区位一词被“动词化”，类似于“区位选择”。
1.1.3制度与制度距离
制度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博弈规则，是社会为了规范和塑造社会成员行为和人际关系而设计的规则（North，1990）。一个制度框架是由支配个人和企业行为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所构成的。正式制度是指政府的强制手段，包括法律、政策和规则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在对外投资与贸易中，正式制度是由母国和东道国强制执行的，投资者必须遵守规则。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或个人等相关参与者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涉及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因素，包括上述提及的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其中，正式制度因素主要通过量的分析与质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予以分析验证。考虑到指标的定量可比性，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文化、信仰等未纳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指标体系中，本书采用质的分析方法予以分析。
制度距离的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这一概念是由Kostova 和Zaheer（1999）首次提出的，他们采用制度因素衡量国家之间的差异或相似程度，学者们普遍认可此概念，并基于这一定义开展后续研究。简言之，制度距离表示国家间制度环境的差异，是衡量国家之间制度化差异的指标，主要测度方法包括制度距离的三支柱法、二分法、四象限法等。Scott（1995）提出了制度距离三大支柱理论，构建了管制距离、规范距离、认知距离三大制度距离维度，这种划分方法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和认可。Estrin 等（2009）将制度距离维度划分为两类：一是表示国家间法律法规等方面差异的正式制度距离；二是反映国家间价值观、规范及信仰等方面差异的非正式制度距离。Phillips 等（2009）提出了制度距离的四象限法——转移、对冲、回避、适应，这一分类方法是根据东道国的制度差异大小以及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强弱进行的组合，并针对每一象限的情况为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提出了应对制度策略。郭苏文和黄汉民（2010）将制度距离分为法律制度距离、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离三个类别。当前，测度制度和制度距离的主要指标有两种：一是选取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某种指标来衡量，如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二是借鉴文化距离的测度方法测算制度及其距离，主要是用Kogut 和Singh（1988）提出的文化距离测度模型替代测度国家（地区）之间的制度及其距离。本书主要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进行制度距离的考察。
1.2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从研究对象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可以分为发达国家OFDI理论、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和新兴经济体OFDI理论。其中，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OFDI理论通常被视为主流OFDI理论。
1.2.1主流OFDI理论
20世纪80年代，OFDI区位选择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迄今为止，尽管OFDI区位选择研究的一般性理论尚未形成，但是主流OFDI理论均在不同程度上渗透着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子的理论思想，大致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条研究主线。
一是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主体的OFDI理论，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比较而言，Hymer（1976）的垄断优势理论主要从投资动因角度分析OFDI行为，隐含了跨国公司以是否具有竞争力为标准选择投资地的区位选择思想。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1987）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分别强调了母国与东道国的技术、产业梯度差异是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从侧面揭示了生产条件、竞争条件等区位因素的重要性。Buckley 和Casson（1998）的内部化理论认为交易成本、信息成本是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Dunning（1993，1998）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海外扩张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并把区位特征变量进一步归纳为资源禀赋、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市场、国际交通和通信成本、政策等。基于折衷主义范式，区位优势视角解释了哪些OFDI活动在特定国家中表现*佳，这取决于不同位置的比较成本和收益（Dunning，1993）。因此，可以通过东道国的具体变量研究区位优势。着眼于经济效率的原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动机是通过内部化公司特定优势，从东道国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中获得特定利益。折衷主义范式框架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确定了四个主要动机，即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效率和寻求战略资产（Dunning，1993）。有研究表明，这些战略动机适用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Buckley et al.，2007，2008；Kang and Jiang，2012；Ramasamy et al.，2012；Jain et al.，2013）。
二是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主体的OFDI理论，涉及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Uppsala 国际化模型理论等。Dunning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研究了以人均GNP为标志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资流入）以及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资本流出）与一国净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Wells（1977）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适宜对低收入、小市场容量的国家进行投资。Lall等（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选择相邻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Cantwell 和Tolentino（1990）在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渐进发展轨迹表现为：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投资，进而拓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后向发达国家投资以实现技术外溢效应。Uppsala国际化模型理论是基于Johanson 和Wiedersheim-Paul（1975）、Johanson和Vahlne（1977，1990）的国际化演进模型，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之前通过进出口贸易学习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企业积累*为关键的海外市场的知识和销售技巧至关重要，适用于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学习型OFDI的分析。
1.2.2 新兴经济体OFDI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非常规发展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OFDI理论主要包括：
（1）基于制度视角的OLI范式的拓展。Dunning 和Lundan（2008）指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OFDI更易受到东道国经济政策和母国制度方面的影响，此外，他们对OLI范式进行了拓展。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对国家经济增长和区位优势至关重要。从微观层面来看，除资产优势和交易优势外，所有权优势还包括企业制度方面的优势。
（2）基于资源观视角的LLL 分析框架（LLL framework）。Mathews（2006）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观出发提出了LLL分析框架，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组建战略联盟或者成立合资企业来建立外部资源联系（linkage）、对资源进行杠杆利用（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从而进行OFDI。
（3）基于企业成长视角的非平衡理论。Moon 和Roehl（2001）基于企业成长视角，引入了不平衡而非优势的概念，为OFDI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不仅关注了Dunning理论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同时也未忽略所有权劣势，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力不是劣势本身，而是弥补缺陷，换言之，通过寻求平衡的方式激励着自身不断前进。
（4）RII（resource industry institution）理论模型，也称作三脚架模型。Peng等（2008）基于产业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对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进行了研究，解释了制度发挥作用的潜在机制，并强调制度理论是对产业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有益补充，能为研究企业战略面临的基本问题，如是什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是什么决定了企业的国际经营成效等，提供重要启示。此分析框架不仅重视企业跨国化经营的宏观制度与产业环境，也重视企业微观层面的因素，如网络关系等非正式制度，有利于推进处于独特制度与经济环境中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
1.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分析的研究概况
在Google Scholar 、Science Direct 、Web of Science上搜索关键词“OFDIlocation choice”获取主要文献，采用的搜索标准是近年用英文发表且可全文查看的。同时，在国内的CNKI和万方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OFDI区位选择”，收集整理国内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根据研究设计，本书主要以OLI折衷主义范式下的动机因素和制度因素为逻辑线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
1.3.1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概况
1. 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直接因素
Dunning（1993）基于影响OFDI的直接因素率先提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存在四种动机——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因投资动机的不同使得投资地点呈现区位组合的差异化特征（Chang P，2014），*近的研究表明，这些战略动机适用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Buckley et al.，2007，2008；Kang and Jiang，2012；Ramasamy et al.，2012；Jain et al.，2013）。据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OFDI区位选择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
1）基于市场寻求的OFDI区位偏好因素
市场寻求源于对现有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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