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研究：“相关”抑或“因果”？
杜兴强
（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会计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实证会计研究存在“重相关而轻因果”的趋势。本文基于社会（自然）科学的典型例子概括了“相关”与“因果”的区别，并以“会计信息披露管制”、“‘深口袋’理论、集团诉讼与审计责任”和“财务报告的目标”为例，揭示了当代会计理论发展中“重相关轻因果”的趋势。随后，本文从“主题固化与知识传递路径”、“迷失在‘大数据的丛林’里”和“会计学科知识储备”等角度深刻剖析了实证会计研究中“相关”崛起与“因果”式微的原因，并通过翔实的事例与实证研究的例子阐述了探求“因果关系”的步骤—从相关、干预到反事实推理。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确定研究问题、选择解释变量、阐述学术贡献，勾勒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分析—包括样本选择，过度追求统计显著的“星战”，选择性报告结果与可重复性“危机”，遗漏主要解释变量，内生性控制的Heckman、PSM、DID、RDD、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等方法，旨在详细阐述如何进行因果辨识。本文还勾勒了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分析框架，倡导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强化“因果关系”辨识。*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 因果关系（效应） 相关（关联）关系 非正式制度 文化影响
我们探索的目标是知识，只有掌握了“为什么”，才算真正理解一个事物（掌握该事物的根本原因） 。—亚里士多德，Physics
一、引言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事物与现象之间内因的探索。亚里士多德在Physics（《物理学》）和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中反复强调，人类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算真正理解这个事物。西方哲学家亦指出，“知其所以然，才能知其然” [培根（英）]、“原因明显地残存于原因所发生的结果中”[亨利 柏格森（法）] （Cook and Campbell 1979）。无独有偶，屈原在《天问》开篇就追问日月星辰运行的原因—“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 ，彰显了中国古人勇于怀疑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探求因果是人类进步的基础，也是人类知识不断积累的前提。每个人小时候经常发问“为什么”，大人们评价为“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恰恰说明每个人幼时始就有探求因果关系的初心（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读的书多了、见到的人多了、了解的“知识”仿佛多了（尽管好多都属于碎片信息，还不能称为知识），但我们也一天天背离了小时候探求因果的初心，变得乐于接受、倾心于“八卦”一般的关联，却将探求知识*基本的途径—因果关系，抛却脑后了。
大多数学科都非常重视因果关系，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与生物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哲学、经济学与法学亦是如此。历史学者柳诒徴（2016）指出，“历史之学、*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之解析，以昭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法学亦重视因果，若无因果推断，仅依据相关判案，则冤案何其多。
具体到会计学领域，复式簿记思想并未使会计学科在人类知识的殿堂里获得应有的地位。哈特菲尔德（Hatfield）1923年12月19日在美国大学会计教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Instructors in Accounting，AAUIA）的会议上做了题为“簿记的历史辩护”的演讲（后发表于Journal of Accountancy杂志），演讲指出，在大学里讲授会计学的我们，正经受着同事含蓄的蔑视，他们不欢迎会计学科，认为会计学科与学术殿堂的纯洁性不符 。哈特菲尔德教授的演讲激励了会计学者励精图治、理论化会计学的知识体系，*终会计学科得以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商学院，并在资本市场、企业内部管理、审计市场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
会计学科能有今日的地位，与其过去百余年不断采纳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近五十余年来，会计理论研究呈现出重相关（关联）而轻因果的趋势。若以1907年Sprague的《账户哲理》（The Philosophy of Accounts）为发轫，会计学术研究迄今已有115年的历史。百余年的会计学术研究历史，既见证了美国式会计研究的崛起，又孕育了规范会计研究向实证（经验）会计研究的转变 。在规范会计研究阶段，学者、学会与准则制定机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其学术思想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有所褪色，反而在经历时间的检验与时光的磨砺后，更加熠熠生辉。总的来说，规范会计研究范式下，逻辑自洽和观点之争是主线，学者各自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从而形成了多元化的会计理论，无关对错，只有可接受程度的差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规范会计研究因无法确保严格意义上的可重复性，从而给实证会计研究学者指责规范会计研究的“非科学性”提供了重要的“借口”。
实证会计研究的出现，犹如一缕清新的空气飘进了沉闷的屋子里，并因其科学的研究过程和可重复性迅速得到认可。然而在经历了50～60年的发展后，实证会计研究却呈现出“疲态”与“无力感”。“疲态”是指近20年来，实证会计研究过于拘泥于既定的被解释变量（Y），“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日益严重，主要体现为主题相对固定，仅追求边际贡献且边际贡献越来越小，创新严重不足。“无力感”是指实证会计研究对解释变量（X）的发掘日益技巧化，甚至非伦理化，进而用“眼花缭乱”和“创新”的X去解释“老生常谈”的Y，导致研究过程过于聚焦于X与Y之间的相关（关联）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实际上，“基于自我预示”的偶然相关、可重复性下降、p值操纵（p-hacking）与“星战”（star wars）等，无一不在考验和拷问目前的实证会计研究。
实证会计研究通常可以被归类为观察性研究（observational study），这是目前“相关关系崛起”与“因果关系势弱”的重要原因之一。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思维的崛起使相当一部分研究日益迷失在“大数据的丛林”里，助长了对相关关系的关注。但是，因果关系与知识生产相关，而相关关系虽并非一无是处，但往往只具备“或然性”，并不必然带来增量知识，甚至会导致错误认识。然而，实证会计研究并未对此保持足够的重视，仍然醉心于相关关系研究，并且有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的趋势。因果关联揭示了X与Y之间的本质特征。在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系统中（包括实证会计研究）识别和判断X与Y的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关系）始终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对于探究会计审计行为背后的机理至关重要。
在阐明实证会计研究存在“重相关而轻因果”的趋势和因果辨识重要性的基础上，本文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社会（自然）科学的典型例子概括了“相关”与“因果”的区别；第三部分以“会计信息披露管制”、“‘深口袋’理论、集团诉讼与审计责任”和“财务报告的目标”为例，揭示了当代会计理论发展中“重相关轻因果”的趋势；第四部分从“主题固化与知识传递路径”、“迷失在‘大数据的丛林’里”和“会计学科知识储备”等角度剖析了实证会计研究中“相关”崛起与“因果”式微的原因；第五部分通过翔实的事例与实证研究的例子阐述了探求“因果关系”的步骤—从相关、干预到反事实推理；第六部分通过理论分析（确定研究问题、选择解释变量、阐述学术贡献），勾勒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实证分析—含样本选择，追求统计显著的“星战”，选择性报告结果与可重复性“危机”，遗漏主要解释变量，内生性控制的方法如Heckman、PSM（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倾向评分匹配）、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双重差分）、RDD（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断点回归设计）、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等，旨在详细阐述如何进行因果辨识；第七部分勾勒了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分析框架，倡导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强化“因果关系”辨识；第八部分，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二、“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
（一）“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几个简明易懂的例子
作者幼时需力所能及地帮做家务、承担喂猪的任务。喂猪前，当我敲击食盆边缘，猪就会从猪棚起身，奔向食槽。日复一日均如此。某一日，我依然敲击食盆，猪“欣然”应声前来；孰料，四个壮汉扑上去，将猪捕获、宰之。可见，猪对敲击食盆边缘的声音产生了条件反射 ，*终导致了致命错误。究其根源在于猪无法形成因果推理，*多只是相关关系。再举一例作为补充。主人养了一只火鸡。每天喂食前，主人都要摇一下铃铛。火鸡遂将铃铛声和主人喂食之间建立起了联系，逐月累日都是如此。感恩节前某一天，火鸡又听到了铃铛声，错以为主人喂食；但是，火鸡并未等到主人喂食，反而被割破了喉咙，成为感恩节餐桌上的一道菜（Chambers 1969）。实际上，若只关注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可能会犯猪和火鸡一样的致命的错误。类似的例子见表1。
（二）“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
1.艰难的“因果关系”辨识历程
休谟（Hume）基于“时空一致”概念强调了推断原因的三个条件：①原因和结果间的连续性；②原因必须在时间上先于结果；③结果伴随原因发生。休谟认为，台球游戏中固定球被母球撞击后移动时，人们“看到”的原因其实是人们观察的心理学问题，而非逻辑问题。基于此，休谟认为除了空间和时间的巧合之外，母球的撞击与固定球受撞击后的运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人们无须去假设潜在的因果关系。
穆勒（Mill）认为，因果关系取决于三个因素：①原因必须在时间上先于结果；②因果关系必须相互关联；③对因果关系的其他解释必须被排除。上述第三个标准，以及求同、求异和共变的方法，是穆勒对因果关系辨识的重要贡献 。
波普尔认为，知识必须建立在排除对现象的替代解释的基础上，以至于只存在一个可信的解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强调确认的模糊性，即某个理论只能处于“幸存”状态——已被测试且测试后得以幸存；即使在具有坚实而一致的测试之后，一个理论或预测也只能处于“尚未被终结”的状态 ，而远未达到“真”。
Collingwood（1940）阐明了因果行为理论的三种含义。①后果是一个有意识和负责的人的自由和故意的行为，原因则是做某件事的动机；推定的因果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夹杂有很深的人类动机和意图的色彩。②后果是自然界中的一种事件，“原因”则是一个事件或某种状态的事物—通过它们可制造或阻止某件事。③后果是一个事件或事物的状态，“原因”则是另一个事件或状态的事物，且它们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顺序：第一，若原因发生或存在，效果也必须发生或存在，即使没有进一步的条件得到满足；第二，除非原因发生或存在，否则效果不可能发生或存在；第三，原因先于结果而存在，若没有这种顺序，就无法分辨因果。
进化论认为，人类推断因果关系的心理倾向是“大脑—思维”过程的生物进化的产物，因果感知是主观的或由头脑构造的；因果关系存在于人类头脑之外，真实的因果关系不可能被人类不完美的感官和智力能力完全准确地感知到。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人类有强烈的倾向去辨识因果关系。
2.区别“相关（关联）”与“因果”
人类探求因果的步伐艰难而笃定。物理学经历了经典物理的牛顿革命与近代物理的爱因斯坦革命，化学发生了拉瓦锡革命[燃素说（关联关系）→氧气说（因果关系）]，哲学亦经历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库恩的“范式革命”。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实现从逻辑规则向概率推理的过渡。20世纪90年代始，学术界逐渐开始由概率推理向因果推理的过渡（Pearl and Mack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