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管理 政治算术 国势学问
——在360年世界经济统计学说发展中反思中国的40年
从1979年到2019年，中国统计学会成立40周年。大日子值得认真纪念，但不应该只是做应景的文章，既然是“学会”的纪念，就应该有较为深入的历史（学说史）思考，参照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统计学说及其应用的发展历程，总结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以顺应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发展对经济统计方法论研究和教育的迫切需求。从自身发展的角度看，高质量的学说史研究，往往是学科成熟与否、层次高下的关键内容。
这里，40年是一个确数，以中国统计学会成立的时间为起点。而360年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跨度，其开启的标志性事件是：赫尔曼？康令（Herrman Conring）在德国黑尔姆施泰特大学任教，1660年他开始设置“国势学”课程，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政治算术》1663年发表。
看到本文标题，有的读者可能会有些诧异，论述中国的经济统计学科，为什么得从国外的故纸堆里找出这两个概念呢？答案很简单，这是世界经济统计学的出发点，论学不能不数典，更不能数典忘祖。作为职业的经济统计工作者和学者，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这三个基础性问题需要系统地深入思考。
还需要说明的是，“国势学”本是西文statistics的字面本意，而“政治算术”则并非陈腐概念，而是21世纪以来一直在流传的一个重要专业术语，意在强调此种算术的社会属性。典型的比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Fogel）教授等2013年撰写了Political Arithmetic-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众所周知，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国民收入统计的集大成者，并因此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福格尔则是他的优秀弟子。福格尔将政治算术从1663年拉到了1943年，横跨了280年。
当然这并不是孤例，201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Mügge教授撰写了The Revenge of Political Arithmetic：Economic Statistics and Political Purpose ；2009年麦考密克（McCormick）撰写了William Petty：and the Ambitions of Political Arithmetic一书；1995年，戴蒙德（Dimand）先生撰写了亚当？斯密与“数量政治经济学”关系的论文，直接涉及政治算术。至于经济学论文中涉及政治算术的则更多，本文仅举一例，牛津大学苏祖基（Tomo Suzuki）先生2003年撰写The epistemology of macroeconomic reality：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from an accounting point of view，在“将统计革命与宏观经济革命关联”这一节，就是从《政治算术》开始阐述的。
经济统计学说史告诉我们，经济统计的方法创新与提升往往与宏观经济管理（甚至战争）的需求紧密相关。《政治算术》主要是配第为国王分析比较英国与荷兰、法国的国力，德国社会统计学派的兴起则基于“关税同盟”建立后政府管理对统计的迫切需求，现代国民核算在英国研制是为了判断如何支付战争费用，“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在美国取代“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NI）是为政府关于战争的支出建立法理依据，而其得以在欧洲推广则是因为“马歇尔计划”，目标考核需要核心指标的数据支持。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教授主持经济测度报告，也是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N. Sarkozy）之邀，核心指标从GDP转向福利测度，直接动因是迫于政治家对选民的政绩交代，也体现了欧盟核心国宏观管理和社会发展重心的转型。总之，经济统计不可能躲在数学的象牙塔中，也不可能套用公式，其生命力恰恰在于与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本文将宏观管理与政治算术、国势学问并列成题，立意正在于此。
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战略关键期，国势和大国博弈的高质量与可靠性的研判至关重要，经济统计工作者和学者究竟应该如何定位？究竟应该如何为中国做出应有的学科贡献？这些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学科相关重大问题。
基于此，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重大经济统计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第二部分，中国的经济统计研究和教育严重落后于现实宏观管理的战略需求；第三部分，重振经济统计学需要澄清的若干谬见；第四部分，探究造成当今中国经济统计学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第五部分，中国经济统计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举措建议。概括而言就是：战略需求、供给匮乏、谬见误导、机制成因和改革举措。
1 重大经济统计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今成为经济流转总量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国外的各种往来也越来越多，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究竟发展到了哪里？今后的优势和障碍又是什么？一系列“国势”问题，比如中外贸易差额、中国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家底、中国人口总量的趋势与结构等，这些宏观经济统计争议与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亟待经济统计学者参与讨论和争论，给出应有的回应，做出专业贡献。
1.1 中国与美国贸易差额究竟有多大
中美贸易战把“贸易差额”推上了中外媒体的焦点，按说这不过是“国际贸易统计”中的一个指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美国经济学家罗奇（Roach）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专家，在201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他指出中国在国际贸易统计上的基础缺陷：没把账算明白，也没把道理对全世界讲明白。
该差额指标计算上看似只是减法，但其经济内涵却相当复杂，至少包含了以下四个不同口径。
（1）“全值法”最大口径为5000亿美元左右。
（2）“全值法调整”口径为35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值需从全值中扣除“转口贸易”等调整因素，中美双边学者和官员在这个口径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3）“增加值法”口径估算为2800亿美元左右。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增加值法应该替代全值法，这已成为专业人士的共识和发展方向，但由于方法论和体制原因，这种替代成为国际标准尚需时日。
（4）“属权核算”口径估计为1680亿美元左右。据估算，按属权核算的贸易差额大致占增加值法口径的60%。但是由于股权结构复杂且变动频繁，属权核算的难度相当大，很难作为常规统计口径。当年由GNP改成GDP作为核心指标，就是出于这种核算可行性的原因。
笔者强调，这里列举的估算数值只用于说明四个口径的关系，差额究竟多大不是问题的重点，有两点需要注意：在概念关系上，这四个口径从前到后一个比一个小是确定的，而且，最小口径最接近两国间贸易差额的真值，这一点在理论上也是确定的。
美方以巨大贸易差额为借口发动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严重夸大了贸易差额现状，但由于我国经济统计不发达，平时缺乏指标方法改进的学理研究，又缺少系统和详尽的数据基础，对贸易差额实际状况的粗略描述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1.2 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及其实际GDP水平的测度
中国自第8轮开始全面参加ICP，但世界银行公布结果时，用脚注标示了：中国政府不认可其为官方数据。亚洲开发银行（亚太地区ICP组织者）和世界银行有人认为中国提供的价格基础数据偏高，而中国政府则认为ICP认定的中国实际GDP水平偏高。
然而不管世界银行的脚注标示如何，中国以外的数据使用者都在用ICP结果进行经济分析和推断，不少中国学者甚至官员在国势研究中也认同其比较结果。美国总统认定中国操纵汇率，购买力平价数据就是其重要依据，甚至美国国防部高官为其庞大军费开支辩护，也以中国的购买力平价数据为依据，推断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相当高，美国要保持战略优势就需要更高的军费。可见，中国所要求的脚注否定基本无效，持这种国家态度在国际争端中非常容易导致被动的局面。
中外购买力平价数据争论的关键在于可比性（共性）与代表性（国情）之间的平衡，ICP方法是否完善到可以收紧基础数据宽容度的份儿上？其实，ICP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和实际GDP水平推算都包含了基本假设，对穷国与富国间质量因素差异考虑得不够，总体上低估了穷国的购买力平价，高估了富国的购买力平价。ICP由发达国家的专家操盘，对穷国经济的特殊状况考虑不够，更偏向于所谓的可比性，结果是高估了穷国的实际经济规模，低估了富国的实际经济规模，世界发展和权责利分配的格局大为改观。
1.3 中国的资产负债核算与资金流量核算
近年来中国开始重视资产负债核算，这应该是经济统计工作设计上的进步。然而在SNA五大核算系统中，资产负债核算是最为复杂的，发达国家实施SNA都是从流量核算开始，特别是有了资金流量核算的多年试算和正式操作后，才开始资产负债核算的试编工作。我们的核算基础过于薄弱，实施顺序和节奏却与核算先行者的经验相悖。满足于算大账恐怕不成，自以为差不多，落到实处却往往会差很多。
我们宣布从1992年开始实施SNA，但至今只包含最为基本的国民核算内容，在指标分组和数据频率上还不细致，远远跟不上宏观经济分析的要求。SNA包括1953年版、1968年版、1993年版和2008年版，中国目前的真实核算整体水平估计介于1953年版和1993年版之间，只是个别项目（如研究与开发等）跟上了2008年版的调整。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在国民核算实施上也得到了真切体现。
由于没有资金流量核算的常规化操作基础，中国资产负债核算的数据质量很难得到保障，作为决策基础的可靠性值得关注。国民核算的改进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持续的智力投入，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能够恰当使用国民核算数据的人并不多，能够掌握国民核算方法的人更为稀缺。
1.4 中国的人口总量与地区结构统计
中国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究竟如何？近年来才引起国人的注意。这说明我们的人口统计工作存在一定欠缺，而人口问题恰恰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特征之首，基础性缺失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在“一孩政策”的主张者看来，放开二孩会造成中国人口的激增，最著名的就是“激增7000万”之说。然而社会现实非常残酷，现在全面放开二孩的结果居然截然相反，新生儿数量低于前些年仅一孩的新生儿数量。
生育政策争论背后还隐含着估算方法之争。当年制定“一孩政策”主要以现代数学模型为依据，而主张适度计划生育则以传统的“人口寿命表”为工具。相比而言，人口寿命表虽然计算较为“笨拙”，但注重人口结构和生命现象的延续过程，而在现代数学模型中，生命仅仅表现为数字，通过参数调整，很容易得出所倾向的结果。确立了“一孩政策”后，人口寿命表编制不再受重视，难以发现生育模式的变化。我们没有抓住调整生育限制的最佳时机，忽视人口寿命表编制和使用也是原因之一。
1.5 中国金融开放格局下信用评级业务的主导权问题
金融信用评级虽然只是现代金融的一个子行业，经济统计方法应用的一个小领域，但却涉及国家主权信用和跨国企业的融资成本，是一个以小博大的行业，切不可忽视。
当今世界上信用评级业务被美欧三巨头垄断，其份额占欧洲市场的90%以上，俄罗斯被美欧制裁时，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巨头中止了对俄的评级业务，俄罗斯不得不紧急构建自己的评级公司。中国已经承诺了金融的全面开放，对信用评级业务如何布局？能不能仅仅将之视为一个似乎中立的经济统计业务，而忽视其中隐含的国家博弈关系？日本实施“双评级制”，使得日本评级公司占其本土业务份额的70%以上，当然这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作为支撑。但由此可见，即便全面开放也仍然具备政策调控空间，可以在保卫国家主权信用上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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