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四川曾经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状况回顾
　　1.1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贫背景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域辽阔、地质复杂、交通闭塞、城镇化发展缓慢、经济相对落后。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坚决有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并取得显著成效。高原藏族聚居区、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8个贫困县（市、区）党委政府以脱贫攻坚为统领，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脱贫攻坚以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后劲和活力增强。通过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围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因致贫原因施策，把精准扶贫贯穿到了脱贫攻坚工作的全过程。
　　1.1.1　政策背景
　　四川农村贫困问题曾经十分突出，1978年全省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600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39.9%。为解决贫困问题，四川省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在不同时期出台相应的扶贫政策，扶贫脱贫事业取得显著成就。1979～1985年，四川省率先推行土地“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普遍性贫困状况得以彻底改变[1]。全省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减至1509万人[2]，绝对贫困发生率降至22.8%。1986～1993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全省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减至877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降至12.7%。1994～2000年，四川省制定并实施《四川省七一一八扶贫攻坚计划》，连续7年大打脱贫攻坚战，到2000年底，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减至308.2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降至4.4%。2001～2013年，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国家提出了低收入贫困人口新概念，四川印发10年扶贫开发规划，即《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年）》，实施系列扶贫工程，把“四大片区”作为主战场，要求贫困地区与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2012年，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四川省制定《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3]。截至2013年底，全省有贫困县88个、贫困村11501个、贫困人口62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9.6%。2014年以来，四川省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阶段，省委做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全省上下把脱贫攻坚作为*大政治责任，狠下“绣花”功夫，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2015年，四川省召开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会议研究打出了“3+10”政策组合拳，明确了新阶段四川省推进脱贫攻坚的总体设计、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掀起了全省脱贫攻坚新高潮。到2017年底，全省贫困人口减少到171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7%；2016～2017年实现20个贫困县摘帽、6206个贫困村退出 。2020年底，通过全省上下的艰苦努力，四川省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省现行标准下62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50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绝对贫困全面消除 ，为四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2　时间背景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称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查阅有关文献发现，在1984年，就有了“连片贫困地区”的提法，甚至早于公认的中国扶贫元年—1986年。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就指出“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要突出重点，目前应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1986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活动。起始，明确了14个“连片贫困地区”，1988年，国开发2号文件在落实“七五”扶贫贴息贷款的同时，对原有14个连片贫困地区做了调整，划分为18个贫困县相对集中的区域：沂蒙山区，闽西南、闽东北地区，努鲁儿虎山地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秦岭大巴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井冈山和赣南地区，定西干旱地区，西海固地区，陕北地区，西藏地区，滇东南地区，横断山区，九万大山区，乌蒙山区和桂西北地区（表1-1）。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正式出现于2010年3月26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的“开展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攻坚的前期研究”。随后，在2007～2009年，以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项指标为基础，倒序排名，初选了600个县，再排除其中88个没有集中连片的县，确定了592个集中连片特困县，*终在全国划分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加上西藏、四川藏族聚居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3个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片区，共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表1-2）。自此，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颁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正式成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一些特殊政策开始向14个片区倾斜。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由一个战术名词上升为国家重要的宏观战略，有一个历史过程，恰恰也见证了我国的扶贫实践。2011年以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也从侧面证明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
　　1.1.3　实践背景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能推动更高水平的实践[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使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6]，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直到2014年，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川西北高原地区、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深度贫困问题，深深困扰着四川。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大的政治责任，先后召开80余次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11次全省脱贫攻坚大会、34次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7]，从上至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保障组织。2015年7月，四川率先在全国做出《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与实施《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扶贫开发纲要》），共同组成四川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路线图”。同时，制定了基础设施、产业扶贫等10个扶贫专项方案，并每年制定若干实施方案，打出“3+10+N”政策组合拳，完善了脱贫攻坚总体设计。创新构建“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个好”相统一的工作目标体系，基本形成“制度设计完备”与“政策举措精准”相统一的总体推进思路，探索形成帮扶工作“先难后易”和脱贫摘帽“先易后难”相统一的工作推进路径，成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保证[8]。
　　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在四川得到了实践深化[9]，取得了较大的实践成果，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四川既是实际参与者也是实践者，同时也在为全人类反贫困斗争贡献经验与智慧。
　　1.2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特征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教育水平低、科技落后、文化卫生事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保障水平十分低下。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普遍人口超载且受教育程度不高，其生产方式传统，生产手段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仍以自给自足和**产业为主。特困地区**产业内部以种植业和牧业为主，农业是主要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非农产业普遍不发达，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大量存在，市场规模狭小，市场发育程度低，生产经营分散，空间集聚性较弱。贫困地区投资环境较差，资本形成能力严重不足，投资效益低，生态严重失调。其贫困特征主要具有如下几点[9]。
　　1.2.1　区域分布特征
　　四川是高原藏族聚居区、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分布区（表1-3），共有88个贫困县（市、区）（以下统称为贫困县），分布在12个市（州）。其中，高原藏族聚居区有32个贫困县，占总数的36.4%；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有13个贫困县，占总数的14.8%；秦巴山区有34个贫困县，占总数的38.6%；乌蒙山区有9个贫困县，占总数的10.2%。同时，全省深度贫困县45个（包括高原藏族聚居区和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的全部贫困县），占贫困县总数的51.1%。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分布极广，地域几乎涵盖全省，集中分布于川西北高寒藏羌区（甘孜州、阿坝州）、攀西老凉山地区（凉山州、攀枝花市、乐山市）、川北秦巴山区（绵阳市、广元市、巴中市、达州市、南充市、广安市）、川南乌蒙山区（宜宾市、泸州市）和川中丘陵区纳入十年扶贫规划的重点贫困村[10]。
　　1.2.2　区位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特征
　　1. 自然特征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都位于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原区，这些地区地形地貌复杂，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环境恶劣，耕地资源少。贫困人口居住的山区、高原及部分丘陵和高原地区，土地资源总量少，土地贫瘠，大多土层薄，土质差，不宜农耕。耕地多以陡坡地为主，且质量不高，产出量低。近年来，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日渐严重，致使农村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低且呈下降趋势，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水资源短缺，在时间、地域和人口占有量上分布不平衡[11]。贫困地区土地资源中，水源充足、排灌设施齐全的优质耕地面积少，环境被污染，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增大了农业风险和贫困地区脱贫的难度。
　　（2）生态环境脆弱甚至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多数处于生态敏感地带。所谓生态敏感地带是指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明显差异的生态环境的过渡带和交错带，其*典型的特征是对环境因子变动的敏感性强，因其环境或景观的变化，会导致土地生产力的明显下降乃至消失。许多特困地区的旱灾情况非常严重，降雨少且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致使地表水渗透严重；有些地区十年九旱，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有些贫困区高寒阴冷，日照稀少，无霜期短，有效积温严重不足，不适合农业耕作；还有一些地区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这些恶劣的生态环境给当地农户的生存带来困难，加上过度开垦，毁林开荒，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植被被破坏，蓄水、地下水、河水水位逐年下降，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土层瘠薄，养分流失，生产能力下降，形成特困地区“愈穷愈垦，愈垦愈穷”的恶性循环[12]。由于这些地区除了自然资源外缺少其他可以替代的资源，森林过伐、土地过垦、草场过牧的现象严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主宰着当地经济。
　　（3）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开发利用程度低。四川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都处于自然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等都比较丰富，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但受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制约，特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利用程度非常低，大部分自然资源被闲置。已经利用的自然资源，则由于掠夺式的开发而几近耗竭，再生能力差。生态建设由于政策、资金、技术、文化等的限制，效果不够理想，没有形成社会、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生态重建的压力依然沉重。
　　2. 经济特征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比

目录
第1章 四川曾经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状况回顾 1
1.1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贫背景 1
1.1.1 政策背景 1
1.1.2 时间背景 2
1.1.3 实践背景 4
1.2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特征 4
1.2.1 区域分布特征 5
1.2.2 区位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特征 5
1.3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情况 8
1.3.1 秦巴山区贫困情况 8
1.3.2 乌蒙山片区贫困情况 8
1.3.3 高原藏族聚居区贫困情况 9
1.3.4 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贫困情况 9
1.4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贫状况回顾 10
1.4.1 秦巴山区稳定脱贫状况回顾 10
1.4.2 乌蒙片山区稳定脱贫状况回顾 10
1.4.3 高原藏族聚居区稳定脱贫状况回顾 11
1.4.4 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稳定脱贫状况回顾 12
第2章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贫机制创新体系回溯 14
2.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贫基础条件分析 14
2.1.1 政策条件分析 14
2.1.2 资金条件分析 18
2.1.3 资源条件分析 20
2.2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保障支撑机制分析 27
2.2.1 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机制分析 27
2.2.2 社会保障支持机制分析 29
2.2.3 财政补助帮扶机制分析 30
2.2.4 政策支持机制分析 31
2.3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协同支持机制分析 31
2.3.1 省内对口帮扶机制分析 31
2.3.2 企业帮扶机制分析 33
2.3.3 社会扶贫机制分析 35
2.4 精准扶贫“识别、激励、退出”三步化工作机制分析 37
2.4.1 精准扶贫识别机制分析 37
2.4.2 精准扶贫激励机制分析 38
2.4.3 精准扶贫退出机制分析 38
2.5 外在力量和内生动力互动机制分析 39
2.5.1 扶贫开发问题梳理 39
2.5.2 扶贫开发可持续性发展——外在力量和内生动力互动机制分析 40
第3章 四川曾经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贫模式创新实践体系研究 42
3.1 以达州市达川区为例的秦巴山区稳定脱贫模式—丘陵山区模式 42
3.1.1 实施“农业+电商+金融”产业带动扶贫模式 42
3.1.2 扶持就业拉动扶贫模式 43
3.1.3 激励创业促动扶贫模式 45
3.1.4 深化改革撬动扶贫模式 45
3.1.5 案例分析——马家镇肖家村主导产业带动下的稳定脱贫模式 46
3.2 以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为例的高寒地区稳定脱贫模式—高寒藏族聚居区模式 47
3.2.1 “基建+藏族聚居区新居建设”扶贫模式 48
3.2.2 “特色农牧业+旅游产业”扶贫模式 49
3.2.3 “教育+健康”扶贫模式 51
3.2.4 案例分析——君坝乡若西村的高寒藏族聚居区稳定脱贫模式 52
3.3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为例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稳定脱贫模式—山地彝族聚居区模式 54
3.3.1 “旅游+彝家新寨安居”扶贫模式 54
3.3.2 “1+X”生态产业扶贫模式 55
3.3.3 “彝汉双语+教育”扶贫模式 56
3.3.4 禁毒防艾综合扶贫模式 57
3.3.5 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 58
3.3.6 案例分析——夹铁乡阿木村的山地彝族聚居区稳定脱贫模式 58
第4章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贫实证调研回顾 62
4.1 脱贫实证调研情况 62
4.1.1 调研背景 62
4.1.2 调研区域与调研方法 63
4.1.3 调研成果 63
4.2 区域脱贫调查访谈案例 71
4.2.1 达州市达川区 71
4.2.2 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 75
4.2.3 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 79
第5章 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以恩阳区万寿村为例 82
5.1 研究区概况 82
5.1.1 万寿村概况 82
5.1.2 万寿村乡村旅游发展状况 83
5.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85
5.2.1 客观效应评价项目量表 85
5.2.2 主观效应评价项目问卷 86
5.2.3 不同类型居民对乡村旅游效应感知的研究假设 88
5.3 万寿村乡村旅游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88
5.3.1 乡村旅游对万寿村可持续发展客观效应分析 88
5.3.2 乡村旅游对万寿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观感知效应分析 90
5.3.3 同类型居民与乡村旅游效应感知差异分析 99
5.4 万寿村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发展感知评价结果 105
5.4.1 万寿村客观效应评价结果 105
5.4.2 万寿村主观感知效应评价结果 106
5.4.3 万寿村不同类型居民对乡村旅游效应感知差异分析结果 106
5.5 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路径 107
5.5.1 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促进旅游与多产业融合发展 107
5.5.2 加强多路径利益联结，推进乡村旅游成果共享 108
5.5.3 提高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培养主客共享的休闲理念 110
第6章 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路径研究——以达川区成都村为例 111
6.1 研究区概况 111
6.1.1 成都村概况 111
6.1.2 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112
6.2 数据来源和处理 113
6.2.1 调研对象 113
6.2.2 问卷设计 113
6.2.3 调研方法及问卷回收情况 113
6.3 成都村发展情况 114
6.3.1 成都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衔接情况好 114
6.3.2 成都村农户收入稳定 115
6.3.3 成都村发展可持续 115
6.4 产业主导精准脱贫 117
6.4.1 产业帮扶认可度高 117
6.4.2 产业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据主导 119
6.4.3 产业功能性变化 120
6.4.4 产业主导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121
6.5 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121
6.5.1 产业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主导作用机制分析 121
6.5.2 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中有机衔接作用机制分析的研究设计 125
6.5.3 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中的持续衔接作用机制分析 131
6.6 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路径研究 132
6.6.1 通过产业模式路径变化衔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132
6.6.2 通过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运营模式路径保障农户收益衔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134
6.6.3 通过国家政策、横向帮扶及本地资源多方联动发展模式路径衔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135
6.7 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路径研究总结 136
6.7.1 成都村实现产业主导脱贫和产业主导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产业发展成为成都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主导 136
6.7.2 成都村形成多条*特的产业发展路径 136
第7章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机制回顾 138
7.1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实证研究 138
7.1.1 研究区概况 138
7.1.2 数据来源 142
7.1.3 研究方法 142
7.1.4 指标选取与权重计算 144
7.2 实证研究结果 149
7.2.1 脱贫攻坚成效与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 149
7.2.2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度结果 150
7.2.3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结果 150
7.3 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制回顾 152
7.3.1 主体共融机制 153
7.3.2 内容共通机制 153
7.3.3 不同区域的重心发展机制 158
7.4 政策建议 159
7.4.1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和农户收入不增长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160
7.4.2 落实相关政策，确保衔接机制稳定运行 160
7.4.3 因地制宜，补齐地区发展短板 161
参考文献 165
附录1 169
附录2 181
后记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