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程与理论综述
1.1 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与演变历程
产业转移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它指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演变过程中，随着各地区比较优势和供需条件的动态变化，某一产业的生产环节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或贸易等方式在不同地区间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且均呈现出由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模式特征。20世纪50年代，传统制造业从美国向日本和德国转移，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提速以及美国自身产业结构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结构转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日本和德国向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和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洲发展中经济体转移。*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生产活动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助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的世界制造工厂（Lemoine and ünal-Kesenci，2004）。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类符合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产业转移活动通常会为来源地和承接地带来双向利好，既促进产业转移承接地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又帮助产业转移来源地腾出生产要素，完成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
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通信成本的大幅下降，叠加运输成本和全球贸易壁垒的同步降低，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飞速发展（Coe et al.，2008；Los et al.，2015；Antràs and Chor，2013；Pietrobelli and Rabellotti，2011；Giuliani et al.，2005）。受此推动，国际生产分工日趋细化，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生产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Brakman et al.，2015；Dean et al.，2011；Chen et al.，2005；Hummels et al.，2001），国际产业转移规模飞速增长。如图1.1所示，2004年以来，高收入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渐减少，被以中国为代表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所替代（这一趋势在2013年及之前尤为明显）。正如Coe等（2008）所描述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存在大量的可变因素，具有与生俱来的动态性，从而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调整一些行业的产业转移时空结构。”
图1.1 各类收入水平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低收入经济体的占比位于高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除中国外）经济体之间，
但是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极小，因此图中显示不明显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迅速蔓延重创了全球经济，世界经济、贸易格局被迫提前重构，为国际产业转移既有趋势的改变埋下了伏笔。进一步地，近年来包括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及其导致的全球价值链中断接连推动着全球产业转移方向的逆转（Livesey，2017，2018；Oldekop et al.，2020），引发了对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或“本土化”重构的广泛讨论（Brakman et al.，2020；Gereffi，2020）。从外部环境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重视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回流从而重塑工业竞争力，这一举措正在成为其国家战略目标和改善国内经济情况的重要手段，其中高科技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是各方角力的重要领域。以非洲、东南亚地区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凭借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宽松的投资政策和巨大的建设需求跻身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优质的潜在承接地，它们迫切希望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因此，中国正面临着中高端产业向发达经济体回流和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经济体分流的双重转移压力。与此同时，从内部变革来看，中国正逐渐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环保压力激增等多重背景下，部分生产活动同样可能自中国向其他地区转移（Pappas et al.，2018；刘海云和聂飞，2015）。如图1.2所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和非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趋势出现了明显分化，非加工贸易出口在短暂的下滑后整体持续增长（仅在2016年出现小幅下降），而与国际产业转移现象直接相关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则进入了平台期，在2010～2020年基本持平。
图1.2 2002～2021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与非加工贸易出口额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海关月度库
综合来看，随着世界经贸格局的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各经济体发展战略的动态调整，国际产业转移将演变出全新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出更多元的模式特征，也将对中国这一上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的核心承接国造成深远影响。因此，围绕国际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主战场上的重要战略需求，有必要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演变路径、演变特征进行梳理，对新时期产业转移的新模式、新趋势进行探究，为有序引导中国产业对外转移还应对存在潜在风险的产业政策进行研究。正如Henderson等（2001）曾总结道：“国际产业转移是政策工具生效前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之一。”
1.2 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综述
目前，产业转移仍缺乏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的解读（郭巍，2016）。狭义视角强调产业转移的过程，指的是企业将部分或全部产能从原生产地迁移到新生产地，进而导致该企业所属行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广义视角则聚焦于产业转移的结果，指的是生产活动在不同地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总的来看，针对产业转移现象的理论研究可以大体分为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三种类型，其中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对应狭义视角的产业转移，而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则主要对应广义视角的产业转移。
1.2.1 宏观层面：产业布局发展趋势的研究
宏观层面的产业转移研究旨在探究宏观产业布局的演变趋势，认为产业转移是产业布局的演变过程。大体来看，产业布局的演变趋势主要可以分为以新经济地理学为代表的产业集聚趋势、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为代表的水平专业化分工趋势和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代表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趋势。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以亚当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认为均衡条件下各国都会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则进一步认为各国之间的生产要素相对差异是产生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形成的国际分工将使参与贸易的各国实现福利增长，国际贸易的存在将增加全球生产总量。因此，对于任何具体行业来说，生产活动会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从不具有比较优势、不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的国家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从而造成全球产业布局的变化，实现国际产业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规模的飞速增长，使致力于解释产业间贸易现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受到了挑战。在此背景下，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主要假设的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应运而生，并以此为基础诞生了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1991）。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基础是“中心-边缘模型”，该模型展示了在规模报酬递增、劳动力流动和运输成本的交互作用下产业布局的动态变化，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经济活动会在贸易成本足够低时向中心区域集聚”。Venables（1996）指出国际的劳动力流动性远低于经济体内部，克鲁格曼（Krugman）的模型无法直接解释国际维度的经济集聚。因此，Venables（1996）在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证实了*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同样能导致产业结构向部分中心区域倾斜，即经济活动在国际维度的集聚式产业转移。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了新经济地理学在国际维度的解释力度。例如，Amiti（2005）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中加入了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框架，并赋予了上下游行业不同的要素投入属性（劳动或资本密集型），模型推导结果显示，交易成本的下降将促使这些具有不同要素投入属性的上下游企业向同一地区集聚；Barde（2010）沿用了Venables（1996）模型的基本框架，并在其中引入了技术溢出的影响，证明了在较低的运输成本下，技术溢出会产生黑洞效应，而那些在技术溢出中受益较多的上下游部门将存在更显著的集聚特征；Fujita和Thisse（2013）沿着Venables（1996）的设定，在寡头垄断的条件下同样证明了当中间产品和*终产品的贸易成本满足一定条件时，*终产品和上游中间产品部门会集中在同一地区，从而导致集聚式国际产业转移。
随着产业内贸易和中间品贸易规模的激增，全球生产分工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工序被不断分割成各个环节并广泛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发挥和整合各区域在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层面的比较优势（Feenstra，1998）。在这种全球分工方式下，生产附加值将在每一个环节上依次创造、累加，并通过国际贸易传递至下一个经济体负责的环节，进而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理论发源于Porter（1985）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所提出的企业价值链体系研究。Kogut（1985）进一步将国家的比较优势引入该研究，认为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的空间配置时，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哪个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以确保竞争优势。这一观点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割和全球产业的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张辉，2004）。此后，Krugman（1995）探讨了企业将内部的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引出了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模式与产业转移。Arndt 和Kiezkowski（2001）首次使用“分段化”（fragment）来表述全球价值链中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这一现象隐含了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纵向关联，也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相比传统贸易理论的*显著特征，又被称为垂直专业化（Timmer et al.，2019；Fujita and Thisse，2006；Hummels et al.，2001）、序列生产（sequential production）或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Gereffi等（2005）首次采用了“全球价值链”这一术语，考察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与网络中的价值分布，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全球商品链”和“国际供应链”等。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全球价值链”更强调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过程，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更为常见。目前，全球价值链不仅成了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也成为组织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
与新经济地理学不同的是，全球价值链理论反映的是生产布局向各个地区的分散，体现的是一种扩散式的产业转移。因此，这两种被广泛认可的学说似乎支持了完全相反的产业转移趋势。目前，已有一些理论研究在不同维度上巧妙地整合了这两种学说。Jones和Kierzkowski（2005）尝试将这两种学说所得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产业布局发展趋势视为不同地理维度的对应结果，他们证明了国际贸易体量的增长和服务费用的降低将“导致生产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分散，但同时在每个国家/地区内部更加集聚”。有部分学者在中心-边缘模型框架中加入了对通勤成本的考虑（Murata and Thisse，2005），模型推导结果指出产业布局的发展过程将遵循“钟形曲线”（bell-shaped curve）（Fujita and Thisse，2013），即当贸易成本下降时经济活动会先向少数的城市区域集聚，然后再重新向大量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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