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很容易撒谎，但没有统计数据，撒谎更容易。
在纷乱的信息时代，人们好像已经失去一种认知能力：统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把世界真相拼凑起来。失去这种信念不是因为数据的假，而是难以找到世界的真。其实，数据在对的人手中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好的统计数据不是一种把戏，也不是障眼法，它们就像天文学家的望远镜、细菌学家的显微镜、放射学家的X光片，可以让我们在纷繁世界中变得更聪明。
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认为，好的统计数据不是用来扭曲真相或掩盖事实的，而是让大家识别真相的有效工具。通过对统计数据本质的认识，人们可以越过逻辑错误、情感因素和认知偏见的障碍，到达真相的彼岸。当人们透过统计数据的“望远镜”环顾四周时，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能将这个世界看得如此清晰。
这本书列出十大法则来帮助读者理解统计数据，并运用大量生动、鲜活且知名的故事，辅以大量资料佐证，带大家深入充满虚假信息、不良研究和糟糕动机的世界，从中挖掘可贵的数据，让“用数据沟通”变得更可信，并教会大家正确运用统计数据，帮助个人、组织或政府部门做出更好的决策。
法则四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蜉蝣是地球上生命最短的生物，它们只能活一朝一夕，但这不妨碍两个老蜉蝣在凉
凉的小溪里虚掷光阴，在一些小蜉蝣面前闲话“当年”。
一个说：“日头大不如前了。”
“唉，就是。以前的太阳那叫一个周正。全是金黄色的，哪是现在这个红脸蛋。”
“对呀，那时候，它比现在还高呢。”
“可不是吗。您说得太对了！”
——特里·普拉切特，《灵魂收割者》
2018年4月，媒体向伦敦市民报道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伦敦的凶杀犯罪率首次超过纽约！”这个新闻头条让人感觉伦敦的黑帮已经猖獗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这话不能算错，前提是你得忽略美、英对“凶杀”的不同定义。2018 年2 月，纽约市有14起凶杀案，伦敦是15起。
然后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抱歉，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这一对数字不能说明什么。我们如果想了解实际事情，需要后退一步，拉开距离，从更广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关于伦敦和纽约的凶杀案，这里有一些数据应该让大家了解一下。1990 年，伦敦发生了184 起凶杀案，而纽约则发生了2262 起，是伦敦的10 倍多。在大家的印象里，纽约早已是堕落的、命案频出的罪恶之城，所以消息一出，伦敦市民开始对他们的城市有可能步纽约之后尘而感到惊恐。但自1990 年以来，伦敦的凶杀率一直呈下降趋势。2017 年，伦敦共发生130 起凶杀案，其中10 人还是死于恐怖袭击。1990 年伦敦就已经算安全城市了，今天就更安全了。至于纽约，其2017 年的凶杀案已经降至292 起，这意味着纽约仍然比伦敦治安环境差，但比1990 年安全了许多。
（对比每百万人的凶杀率才有意义，而不是凶杀案件总数，但是纽约和伦敦的人口接近，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对比案件数量。）
既然现在的纽约治安改善了很多，就会偶尔出现某个月纽约的犯罪记录特别低，而正好碰到伦敦的有些高，那么就会有纽约当月的凶杀案比伦敦少的现象。数字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内，此消彼长，很自然的事。
因此，报上的那则头条说的只是偶发现象，但它却误导了我们，真正的治安状况其实是向好的：伦敦已经变得更安全，而不是相反；纽约这个后进生虽然进步神速，但伦敦还是比它更让人安心。我们只有了解了来龙去脉，才能知道真相。
1965 年，两位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和玛丽·鲁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谓“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关注的频率。媒体知道它们的大多数观众每天或每隔几个小时都要查看新闻，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实时告诉我们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以财经新闻为例。彭博电视台的屏幕上在时时滚动播报商业新闻，而英国的《金融时报》（我的雇主）和《经济学人》的报道节奏分别是每天和每周。尽管这三家媒体都是主打商业、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新闻报道，但新闻的概念迥异。彭博社可能会及时报道过去一个小时市场的风吹草动，而这种波动在《经济学人》根本不会被提及。每周、每天、每小时—新闻报道的频度改变了新闻的本质。
如果把新闻报道的节奏放慢，比如25 年才出一份报纸，你猜猜最新的一期会报道哪些新闻？应该是些喜忧参半的消息吧，譬如它一定会报道中国的崛起，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诞生，出现了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以及雷曼兄弟的倒闭。社会新闻版面上也许会有一小篇关于犯罪的“豆腐块文章”，指出伦敦的犯罪数量有所下降，但没有纽约下降得厉害。所谓伦敦比纽约有一两个月犯罪数量多这种消息，这样的报纸根本一个字也不会提，只有每日滚动新闻才会关注这样的变化。
再假设，一份50 年一出的报纸又会怎么样？马克斯·罗斯尔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创建了一个叫“我们的世界”的数据网站。在加尔通和鲁格的启发下，他提出了50 年出版一次的报纸这样的想法。罗斯尔假设这份报纸分别在1918 年、1968 年和2018 年出版。那些在当时的日报看来惊天动地的话题可能在这些报纸上已经成为无足挂齿的小事，头版上只会展示世界的进程是如何快速变化的。3
这份报纸2018 年的头版会怎么说？对于一个才读了1968 年的报纸的读者来说，首先要知道的应该是这个万幸没有发生的事件：“如释重负，世界避免了核末日！”然后他会紧张地读到在过去30年里，原子弹是如何被构想出来、发明成功并投到了日本战场，造成灾难性打击的，然后又被威力更大的氢弹取代；在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以及柏林上空，这些超级大国是如何反复用这些核武器玩火，挑起核冲突的。对于这个拿起2018 年报纸的读者来说，冷战没有以热战的方式结束就是一个大新闻。当然，这样的报纸是不会以“今天双方都没扔氢弹”为事件标题的。
或者编辑们会大肆报道气候变化。由于1968 年的报纸中还没怎么报告人们对温室效应的研究，因此2018 年的报纸不得不花很长篇幅将温室效应从头道来：燃烧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改变了大气成分，从而使地球的热量散发不出去。（标题：“啊呀！烧煤引火烧身了！”）报道一定还会配以一张让人害怕的全球升温图片。
气候变化是一件在短时间内很难体会出来的事情。全球气温每年都会上下波动，往往是去年热，今年又冷了，有多少年特别热，就会有多少年特别冷。所以有人就不能理解：“怎么全球变暖了？”然而，50 年报却会清清楚楚地报道一个可怕的消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气温上升了约0.75℃（具体数值因测量方法以及取样时间段的不同而略有差异）。4 但无论如何，地球正在升温，这是明白无误的趋势。
100年一出的报纸怎么样？视角又变了。假如读者读的上一份报纸是1918 年出版的，那么对这个读者来说，这样的头条才是吸引人的——“儿童死亡率下降了八成”。设想一下，假如在1918年，一所学校要从世界各地随机挑选出100 名5 岁孩童去上学，那么那时到学校报到的大概只有68个，因为其余32个孩子不到5岁就会因各种原因夭折。这里的夭折并不是因为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或1918年全球流感暴发而造成的人口灾难性锐减这样的偶发性事件。如果是1900 年，统计数据只会更惨，那时孩童能活到成年的概率更小。到2018 年，每百个 5 岁的适龄儿童就有96 个存活，也就是说，在学龄前死亡的孩童人数只有4 个。记住，统计的这些儿童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包括最贫穷、最偏僻和战火纷飞的国家。这样的进步是惊人的。
对于一份200 年一出的报纸来说，编辑部的角度又变了，他们会认为这才是头等大事—“大多数人脱贫了”。当然，还有很多穷人—根据世界银行对每天花费不到1.90 美元的定义，现在有6 亿~7 亿人生活在我们所说的极端贫困之中。这就是说世界人口中每10 个人里就有1 个是赤贫。但是在19 世纪初，几乎每个人（95%）都是穷光蛋。所以，这才是200 年来最了不起的进步。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地后退，拉开距离，才能高瞻远瞩，也才能改变关注的焦点。
《泰晤士报》年度图书
在理性而严谨的作家当中，哈福德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作家，他的文字清晰、睿智、可读性极强。
《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
蒂姆·哈福德从未如此被需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