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自由竞争的大怪兽如何在自由竞争中原形毕露
主流经济学在过去30年，成为了经济生活中许多问题的“同谋”：先是取消劳动保护，再是不平等现象激增，最后到2007—2008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自由竞争“像一个大怪物，未经驯化，肆意无常，横冲直撞，对人类命运漠不关心”。
本书作者基于以上原因，提出一个大哉问——经济学怎么了？并大胆地从历史学背景出发，横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带着自己独有的“口音”去尝试回答。随着作者思考的深入，一个个经济学“病灶”被找到，诚如作者所言，“我想得越多，就越确信经济学的主要错误不在于具体某些学说，而在于它得出结论所用的方法。”
精彩书摘：
新古典经济学书说自己是社会科学中最像物理学的，能够给出“硬”预测。在它自己看来，这一点赋予了它独特的权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就算你穿上警察的制服，你也没有警察的职权。经济学的“制服”令人印象深刻，它到处都是模型、方程、回归、数据：我们将权威与科学联系起来，而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不是科学，于是低人一等，成了显然不权威的思考。现在经济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也是政府和管理人员最敬重的学科。那么它是如何完成这项壮举，让自身权威超越所有其他社会科学的呢？
我们将会看到，答案很大一部分是数字的魔力。经济学有着独特的说服力，是因为能将数字与数学符号联系起来。经济学家也正因此才能够做出定量预测。其他社会科学都不会如此狂热地计算、度量其研究材料。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抱怨过经济学过度使用数学，但很少有人解释明白，说清楚数学的过度使用是因为经济学将经济行为限定为可以度量的行为。要不是因为经济的数学模型能被理解为人与物的数量，没有人会对它们感兴趣。
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人行为一般会通过竞争市场中的自愿交换发生。根据定义，竞争市场中的所有交易者都没有权力。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模型看不到权力在塑造经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数字的神秘力量取代了精英的实际力量。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权力失衡、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大企业在塑造信念和市场行为方面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在“模型之外”。经济学家假定我们是理性的行为主体，决不允许自己受到广告的哄骗。政治学，一门处理权力关系的科学，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培养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权力结构决定了选择的结构。卡尔·马克思最为了解这一点，但标准课程之中并不包括他的著作。
何为该有的理性？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认为，对于最早的狩猎采集社会来说，幸福条件如下：在他所谓的“原始”富裕社会中，人们能够以极低的努力和时间成本获得想要的东西。但我们自己的经历——至少在我们被逐出天堂之后——恰恰相反。我们想要（或受到诱惑而想要）的东西，多于我们需要的东西，或者说多于我们较为容易就能得到的东西。我们经受着一种神赐的躁动，总是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条件。经济学把这种追求进步的努力视为事实，它假定人性就是永不满足。
这还不足以达到理性。理性所说的无关我们想要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设法获取所欲。理性最主要的要求是：无论目标是什么，一个人总应始终如一朝着自己的目标行动。你需要判断什么能让你更满足，据此对自己的各项选择进行排序。如果你喜欢A多于喜欢B，喜欢B多于喜欢C，那么喜欢C多于喜欢A就是不理性的。不一致的偏好被视为是妄想、神经症和疯狂的迹象。微观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基于一致偏好的假定，例如不同商品间的可替代性、两种商品需求的关系、商品的均衡分布、交换的均衡、价格的形成等等。
早期的经济学家将需要和欲望区分开来。他们通常认为，我们首先要满足生理上未满足的“需要”。接着，沿着欲望的阶梯向上走，想象力带来的需要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经济学家很少好好思考“欲望”的社会根源，也很少思考需求转向欲望会带来什么经济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最先认真关注了相对需求在消费模式中的首要地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无法满足的欲望根植于人性，但它实际上是由社会建构的。这一点没人比凡勃伦看得更清楚。凡勃伦创造了一些如今家喻户晓的词语，如“身份象征”（status symbols）和“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我们之所以渴求某种商品或服务，并不是因为想要从使用中获取价值，而是因为拥有它，我们就能向那些没有的人展示自己的优越性。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罗宾斯将时间包括在稀缺手段之中，从而合上了稀缺问题的逻辑闭环。生命根本不够长，没法实现一个人的所有欲望：他说，正是在这个更深层的意义上，“你们的经济学家是一个悲剧作家”。我们告诉学生，每项活动都有“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它不仅指某个时点的金钱成本，也指时间本身的成本：“时间就是金钱”。如果某人工作一小时能赚10美元，但这一小时他只想闲着，那他实际上就是“花”了10美元。常识表明，你的金钱预算（财富）越大，你就有越多的时间去追逐其他兴趣，比如去听音乐会。因此，随着财富的增长，稀缺的心理压力可能会减轻。但事实却并不一定如此：现在你面临着各种音乐之间的选择，没办法同时都听。今天，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保持住了时间的稀缺性。我们经常被各种选择轰炸，比起过去常做的那些选择，现在这些能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因此，富余终究只是一场梦，除非死亡可以无限期推迟，否则我们总将陷入时间稀缺的困境。
历史上的经济学
其次，主流经济学将偏好当作既定之物，因此无法探究那些用来招人兴趣的说服手段。主流经济学将消费者独立决策视为理所当然，它只关心人们追逐所求之物的行为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对欲望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不感兴趣。然而，尽管占有的心理倾向一直存在，但只有在资本主义之下，它才成为了经济生活的驱动力。在前现代世界中，财富被简单地视为获得美好生活的手段；道德家谴责敛财之事，风俗限制敛财之度。可是，“科学”经济学把对金钱的渴望视为人们主要的心理驱动力，认为它根植于人类本性，同时强调了它在敛财聚富上的作用。为了适应商业的扩张，伦理被重塑：贪婪成为了一种力量，能招致邪恶，但也可行善。
总结一下：稀缺并不像后罗宾斯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它并非一种“自然”的长期状况。很大一部分稀缺是人为的，不仅因为总要刺激需求，也因为人为限制了供给。资本主义利用广告创造自身所要的需求；同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政治控制分配人为导致了供给短缺。主流经济学没有质疑需求的来源，也没有质疑供给的政治障碍，由此削去了当今经济问题中最为紧迫的那些部分。
在斯密的地图上，飞速繁荣的英国和停滞不前的中国身处截然相反的位置。然而，充满启蒙精神的第一批经济学家未能看清的是，那些不太适合创造财富的制度或许能服务于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类目的，比如维持社会满足感。这一盲区至今仍然存在。
回答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历史思考这一问题。赞同圣君。
古典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均忽略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从历史事实来看，许多经济增长是由国家主导的，而非由市场主导，因为大规模资本积累就是由国家完成的。19世纪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是如此；近来日本、韩国和中国亦如此。贸易也属国家政策工具。许多历史学家都指出过，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都在关税保护之下进行，而非在自由贸易下完成。
那为何早期经济学家不选择国家，而选择竞争性市场来刺激、协调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将前现代国家视为一种私人垄断，将国家人格化为一个君主，这个君主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追求自己家族或王朝的利益。亚当·斯密批判国家，针对的是前现代统治形式。这种国家的统治者是“国王”，他既无知识，又不廉明，不足以指导社会的经济事务。因此似乎可以下结论说，应限制国家获取收入和资助的来源，使之在经济中的作用尽可能小。这种经济思想中的反国家主义偏见一直持续到今天，其间曾短暂受到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干扰。
但即便是在18世纪，经济学家也是错的。当时，君主制已在成为更广泛的实体——国家的一部分，拥有质量更高的官僚。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像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这种暴君可以被“启蒙”。在中东欧，正是“绝对”君主制带头推动了其落后社会的现代化，对抗贵族的强烈反对及其坚守的传统权利与特权。到了19世纪末，国家对选民愈加负责。
经济学家大力谴责政府失灵，却并不关注治理性质，也不关注权力分配。这样的谴责假定所有国家就算不腐败和不掠夺，也都天生无能。但前现代国家的表现，并不能代表现代国家可能取得的成就。新古典主义的嘲弄未能看到，致力于充分就业或增长的政府往往能够选择赢家。想想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它从一个小小的纺织品制造商起家，被政府行为（关税、排除竞争对手、补贴）推到闻名于世。用张夏准（Ha-Joon Chang）的话来说：“……若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相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的话，那就不会有雷克萨斯了。今天的丰田充其量也只会是一些西方汽车制造商的低级合作伙伴，甚至可能早就被淘汰了。整个日本经济也是如此。”
我们有三个关于发展的故事。自由贸易理论向我们展示的，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汽车，有些在前，有些在后，但它保证，后面的汽车遵循自由市场的规则，可以赶上前面的汽车。结构主义理论则表明，有些汽车被困在慢车道上，但可以通过国家主义的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快车道。最后，剥削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将大多数外围国家永久地置于慢车道上，这些外围国家只能通过一场针对剥削者的革命来摆脱这条慢车道。
站在今天来看，最大化（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收获）这项行为准则对我们而言再直观不过了，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在某个市场中，会有买家不尝试以最低价购入，而卖家不尝试以最高价售出。但这种情形在前现代市场中并不少见，那时许多商品服务的价格是根据习惯固定下来的，人们并非总想“通过交易获利”；他们没办法什么都自己生产，因此要在市场中交换认为价值相当的商品。这些市场中，人们本能地认识到，自己同时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同时是买方和卖方，所以，如果他们自己花出去的钱更少，那别人就没那么多钱来买他们的东西。因此，经济学家脑海里相互交叉的供求曲线，与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的想法格格不入。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的想法中只有一条曲线，代表“公正”（just）的价格，只要偏离这个价格，就表明道德混乱。这也是一种均衡原则，或者说是也一种秩序，其中“自然价格”所起的作用，就是后来市价承担的作用，只不过它完全是静态的。
所有经济模型都有着严密的逻辑，它们最终转化为结论的数学证明。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所描述的，当今建模的重点在于“获得逻辑一致的不同复杂程度的数学猜想”。但经济学不能仅靠逻辑生存。要想有用，逻辑论证必须基于对某事的真实信念。逻辑无法告诉你现实世界怎么样；它只能告诉你逻辑本身怎么样。学生应意识到因果推理的问题：“若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且X是天鹅，那么X就是白色的”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却是有误的，因为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若起点为“大多数天鹅都是白色的”，那么人们会更了解天鹅的实际颜色，可这样就无法明确预测下一只天鹅的颜色。
有一批学者将经济学视为一种修辞，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她早年接受的是主流经济学教育，但她不认为经济学能够自证其说，因为证伪在经济学里根本不可能。各家观点无所谓对错，只存在有无说服力之分。数学是新古典经济学最有力的修辞手法：只要经济学研究者做得出相关性，不谙统计者便会相信这个人发现了一个原因。不过，麦克洛斯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修辞性在社会上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加强了自由市场的论据。
这些学者主张经济学是修辞，是受了后现代主义很大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一直主导着文化研究，它认为人文学科观点都是说服性而非说明性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说过，“外部文本并不存在”：不存在语言之外的现实。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了“文本”，将注意力从文本主张的真相转移到说服人们相信其真相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建模是一项说服性的工作：其目的不在于发现真相，而在于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其“文本”所述的真相。所有的现实都是“社会建构的”
理性预期革命的重点在于，主流经济学家相信自己已经解决了不确定性问题。对未来的预期只是一系列事件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被简化为概率，因此可以当作确定性的特殊情况。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40—）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信息：这个问题在保险市场和二手车市场中普遍存在。但除非我们认为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等是市场与生俱来的，否则计算机生成的大数据最终总会克服这个问题。若大数据无需任何成本就能得到，则所有人在自己需要做出的任何决定上，都将拥有近乎完美的预测能力。人们飞驰在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上，直接通向上帝所在之处。
经济学可以改变人性吗？
留给我们的是个难题。当经济学家“审视马的脑子”时，他们真的看到了马的想法，还是只看到了自己植入其中的布道？换句话说，经济学是描述性的还是规定性的？本书认为经济学希望兼而有之。经济学的描述性显然是不完备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难道描述不会变得像规定一样吗？难道人们的行为不会越来越像经济学家所讲的那样吗？这会是对贝叶斯定理讽刺的逆转：客观现实越来越像经济学家对于人类的主观预料。改变人性，而不仅仅是描述人性，一直是社会工程师的梦想，也是今天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这一点是进步论的基础。但若不想将人类变得面目全非，它能推进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应该推进到什么程度？人性中会有哪个部分无法更改，极力抵制灵魂工程师的野心吗？
经济学导致人类灭亡
最后，我们必须回到前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科学”经济学弃置不顾的问题：财富是用来干什么的？伦理学应该重新进入经济学的底层逻辑。经济学将需求当作前提，完全不批判人类对无限积累财富的渴求。基于此提出来的政策可能最终会导致人类灭亡。一个人若只是个经济学家，那无需关心这种事，但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家，则肯定不能止步于此。
因此，今天的好政策不仅需要“正确分析”经济问题，还需要强大的社会想象力。
市场经济需要设计
凯恩斯抨击他那个时代的正统学说，并非是针对经济学家的能力，而是针对他们的方法论。同样，今天也要对方法论进行彻底反思。动荡时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为顾问十分危险，其所承诺之事，无法由放任的市场来实现。如果将其由封闭世界得出的结论应用于开放世界，就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可能导致政策上的重大错误。具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竞争性市场能自发地带来稳定和公平，忽视了通过设计使市场体系稳定公平的必要性——这一点凯恩斯十分清楚，但新古典经济学却坚决忽视。
市场与秩序，市场的责任
如果经济学要在当下发挥作用，那就必须改变它对市场自我调节的信心。自由市场有秩序，这是经济学的重大发现，这一点意味着我们能够将经济生活从国家、城市、社区和惯性之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不应认为市场竞争足以带来秩序。市场是内嵌于政治制度与道德信念之中的。当今世界，市场不可避免地要对选民和交易者负责。跨境市场一体化并非毫无价值，但只有满足政治同意的条件时，才能以政治同意的条件允许的方式推进这种一体化。这是判断的问题，不是论证的问题。检验政策好坏的唯一方法，应该是波兰尼提出的检验：社会为了进步会容忍多大程度的破坏和不平等？
经济学家的唯一目的是脱贫
我的教科书会明确指出，经济学唯一的合理目的是让人类摆脱贫困。此后，经济学便没有什么能教的了，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会接过任务。这样的一本书会最低限度地使用数学，不过正确理解统计学的用途和局限十分重要。聪明的做题家总会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不会太重要。
前 言 ……… Ⅲ
第一章 为何要谈方法论？ ……… 1
第二章 基础：欲望与手段 ……… 21
第三章 经济增长 ……… 41
第四章 均衡 ……… 69
第五章 模型与定律 ……… 85
第六章 经济心理学 ……… 113
第七章 社会学与经济学 ……… 135
第八章 制度经济学 ……… 161
第九章 经济学与权力 ……… 175
第十章 为什么要研习经济思想史 ……… 199
第十一章 经济史 ……… 215
第十二章 经济学与伦理学 ……… 233
第十三章 放弃无所不知 ……… 261
第十四章 经济学的未来 ……… 277
注 释 ……… 282
参考文献 ……… 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