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治理的中国智慧——“东方明珠大讲坛”讲演录（第3辑）》：
陈金钊教授：
汪老师博学广识、治学严谨。我和汪老师所学专业不同，法史学务实而法理学理论性更强，做研究时将二者结合方为最佳，实现史论结合、有理有据。
汪老师一个小时的讲座让我感触颇深。由于学科的差异，我很难直接从法理学的角度对法史学讲座内容进行评价，但法律史学和法解释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接下来我将从自己所擅长的法解释学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法律史学注重对史料的研究，但我们要明确档案并非历史，大部分历史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而今天所知道的历史是从档案中“搜”出来的已知史。也许“搜”这个词语在此并非恰当，因为档案需要人来甄别、分析、解释、阐释，进而使档案拥有当今的意义。
首先，我们课上所学的法律史内容就是由汪世荣等法律史学大家所选定的，这种选择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但并非完全创造。在过去的历史中，记载的意识形态意味比较强，因此从档案中甄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比较困难，但汪老师认为发掘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价值倾向影响了他的研究方向。今天汪老师选择根据档案来叙说法制史，是因为档案相较于意识形态而言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这种选择体现了学者对史料选择的追求。根据历史学习历史，构成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比完全根据意识形态学习历史，在对未来的设计上更有意义。
其次，刚刚讲解过程中汪老师谈到“牛案”，使我想起另外一个“牛案”：有一个湖北农村的养牛人，他自己总是养不活牛，于是就按当地习惯，同邻居搭伙养牛（共计15次），其间发生10余次以牛为标的物的交易。养牛人购置牛时花费300元。后拆伙时，已出现拖拉机，卖牛只得1800元。此时，另一搭伙养牛人提出，不可以将搭伙时支付的300元作为退伙返还款项，他要求应按照市价退还1800元。养牛人咨询律师，律师认为该案并不构成特定的法律关系，但与合伙制度接近，即两人投资获利润应共同分享，所以养牛人应分款项为，300元本钱加上利润1500元的一半，即1050元。这个思维与情理法结合不一样。传统的搭伙是习惯，所谓“搭伙”就是投入300元后，养牛人将牛交付另一搭伙人，养活则共同享用，养死则由另一搭伙人承担。但这与投资无关，并不是合伙。因此可以看出，情理法结合与现代法律是不同的。
在评价时，我们常说要情理法结合，汪老师讲的“牛案”情重，法味少，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主流辩证思维。辩证思维不是将问题的认识清晰化，而是要把不清楚的问题模糊化。物质和意识原本在对立时是清晰的，但将两者统一后就很难搞清楚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当法律和道德统一后，意识也变得模糊。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影响很深，与之相应的古代法强调叙事、调解。此外，中医也是辩证思维，一刀两断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思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提出要全面向西方学习，由此西医迅速传入中国，并出现了所谓的“现代化”。现代化与“三院”有关，“三院”是指法学院、医院、法院，这三院与传统理念不同，它们都强调形式逻辑，认为判决比调解更重要。但主流意识经常认为调解比判决更重要，这与我们所受到的传统思维教育有关，所以在中心论的“牛案”里并没有强调情与理的结合，而是强调要指出这种矛盾。
我所提到的“牛案”可以用现代法律解决，但其实也可把理纳入其中。如果将搭伙用合伙制度予以解释，就是机械司法，没有做到情理法相结合；但若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按照合同办理就容易多了——搭伙养牛就是口头合同，口头合同的内容就是理，“搭伙”依据惯例与交易习惯确定其含义，从而实现情理法结合，既讲现代法律也讲情理。
如今案件中的很多东西也会影响我们对档案的理解和解释，正是由于这种影响才有了学习法史的意义。如果只讲现代、不说历史，就不够有说服力；应当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将情理法结合出一套总的思维方式，从历史里得出结论。有人说，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其实哲学使人变聪明的基础是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今天汪老师来讲的历史课，重新挖掘了我对历史的感悟，收获很多。王捷副教授（主持人）：
谢谢陈老师，不愧是归本于法理，情理法也可以从法理学的视角得到解读。下面有请刘忠教授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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