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法学界灵魂人物霍姆斯生前审阅出版的*一论文集，由著名政治思想家拉斯基亲自编选，所收文章发表时间的跨度超过三十年，展现出霍姆斯中晚年的思想精华。其中《法律之道》堪称美国法律史上引证率*高、汉译版本最多的文章之一。此外，译者在附录中不仅译出了霍姆斯最早提出“法律预测论”的相关书评及其单独发表的《<普通法>第12讲》而且还收录了格雷、布兰代斯、杜威、庞德、卢埃林、康特洛维茨等人的相关论文，以便读者充分领略霍姆斯那一代学者开启的思想转向，以及这种思想转向在后辈学人中衍生出的各种变化。

　　《法学论文集/法哲学名著译丛》：
　　在追求这些观点的过程中，但凡可行之处，判例集都在越来越多地取代教科书，而许多人当年首次接触那些判例集的时候，皆报以不无鄙夷之晒笑和怀古伤今之忧情，而反观十五年后的当下，那些判例集有望掀起美英两国的教学革命。
　　有些话我希望自己几乎用不着说出口，但我不得不暂且在此一吐为快。如上所言，我执着于当前的教学方法，但我依然抱持感恩之心追忆早年的授业恩师们（唉！现在也只有追忆了）。在我求学之时，哈佛法学院的院长是帕克（Parker）教授，新罕布什尔州的前任首席大法官（ex-Chief Justice），在我看来他应当跻身美国最伟大法官之列，且其担任院长时展现出身为法官期间赖以成名的相同素养。他的同事包括帕森斯和沃什伯恩，前者堪称天才，拥有据我所知足令他人黯然失色的语言表现力天赋，后者则让大家领略到什么叫作“讲堂上的热忱”，这个提法是我在前面从范格罗（Vangerow）那里借用来的。比之柯克（Coke）的学问和费恩（Fearne）的逻辑，沃什伯恩那令人如沐春风的激情带给我更多触动。
　　我们言归正传，再来谈谈关于这些判例集之用途的理论。长久以来令我感到诧异的是，法典化事业最才华横溢的鼓动者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与当前教学模式的首创者兰代尔先生，从相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似乎相反的结论。斯蒂芬爵士大致会说，法律原则数量有限，因此应将其法典化；兰代尔先生则说，法律原则数量有限，因此，可以借助于发展和确立那些法律原则的判例来传授法律原则。嗯，如果真能找到胜任之人从事法典编纂的任务，那么我认为斯蒂芬爵士的论点颇有说服力；而且我现在无论如何绝不打算说他就是错的。然而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确信兰代尔先生是正确的。如果你们的目标既不是为公众创制一束芬芳的法律，也不是通过立法手段修剪和嫁接法律，而是让法律在能够开枝散叶的地方扎根，即扎根于那些从今往后致力于宣扬法律之人的心田，那么兰代尔先生的方式就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何以如此呢？请单纯根据人之天性作出判断。相比于一般原则，具体事例留给人的记忆不是更加鲜明吗？把原则视为五六个实例的隐含大前提，据此标示出该原则的范围和界限，这种做法相比于念叨抽象的语词，不是更能精准而娴熟地理解该原则吗？无论原则是否得到明确表述，研究该原则的初始状况和成长进程，相比于就这么盯着白纸黑字摆在面前的僵死条文，不是更能洞悉该原则吗？
　　我前面提到我的亲身经历。在我有幸执教于哈佛法学院的短暂日子里，我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新生讲授侵权法。怀着些许忐忑，我带领一个班的初学者一头扎进埃姆斯先生的判例汇编，并开始按照兰代尔先生的方法共同研讨判例。教学效果之好，超乎我的期望值。一两周之后，总算熬过最初令人头晕目眩的新奇事物，我发现我班上学生在分析相关问题时，观点相当切中要害，这是他们绝不可能从教科书上学到的素质，且其精准程度常常超越教科书中的分析。至少我本人从师生间的日常思想碰撞中受益匪浅。
　　我的法官生涯，确证了我在任教时期形成的信念。当然，在案件的审理或论辩方面，姜还是老的辣，年轻人毕竟阅历尚浅。在座诸位同样很可能赞成我的如下看法：从别人那里接受再多教诲也不及自我教育来得重要，亦步亦趋者前途堪忧。但我确实认为，相比于前人可能拥有的条件，当代青年无论就训练的完备性而言，抑或就知识的系统性而言，在开始投身实务时都具备更好的底子。虽说没有哪所法学院胆敢吹嘘，自家已将天下可畏之后生一网打尽，但坎布里奇当然可以说在我们律师界家大业大；而且我确实认为，这里的教学方式已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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