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用这种原则分析利益和谐论。一个富足并享有特权的阶级，其成员在社会中有着主导的声音，自然而然地会把社会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信奉利益和谐论。根据这种利益等同的逻辑，如果有人损害了这个主导群体的利益，就会被斥骂为损害了所谓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他还会被告知，他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了他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并证明这种地位是合理的，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利益和谐论这一巧妙的道德武器。但是，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特权阶层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可能十分强大，所以就会产生一种意识：特权阶层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因为这一阶层的福利自然会促进一些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这一阶层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这种情况并非少见。因此，如果说所谓的利益自然和谐的观点有着一定的真实性的话，这种真实性也是由社会特权阶层的超强权力构建的。这恰恰说明了马基雅维利的名言：道德是权力的产物。我在这里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对利益和谐论的这种分析。
19世纪，英国制造业和商贸业发现，自由放任主义可以促进自身繁荣，因此坚信自由放任主义也会促进整个英国的繁荣。这种将自己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视为和谐共存的想法并非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制造业和商贸业十分强大，所以，人们认为，它们的利益等同于整个英国社会的利益。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从这一点出发，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工人罢工，他就损害了英国制造业的利益，也就损害了英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也就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汤因比教授的前辈们自然可以说这个工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齐默恩教授的前辈们也自然可以称这个工人为糊涂虫了。进而，的确存在一种意识，认为利益和谐论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利益和谐论以及各阶级之间共生共荣的观点，对于贫困的工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讽刺。利益和谐论牺牲的是贫困工人的利益：工人地位低下，在“英国繁荣”中的得益微乎其微。现在，工人阶级比以前强大了，足以迫使国家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实施“社会服务型国家”的政策。这实际上否定了利益自然和谐的观点，开始提出一种通过人为手段创建利益和谐的新的理论。
在国际关系中，这一分析同样是适用的。19世纪，英国的政治家发现，自由贸易促进英国繁荣，因此便坚信自由贸易也会促进全世界的利益。当时，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所以，英国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和谐。英国的繁荣惠及其他国家，英国经济的崩溃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崩溃。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当然会认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出于一己之利损害了整个世界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愚蠢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些国家的行为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愚昧无知的。在英国人眼里，不争的事实是：国际贸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这种所谓的国际利益和谐理论，对于那些贫困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国际利益和谐论牺牲的是贫困国家的利益：贫困国家地位低下，贫困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得益微乎其微。英国的主导地位是利益和谐论得以存在的基础，后来，反对利益和谐论的力量摧毁了英国的主导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上，19世纪的英国十分强大，足以将自己的国际经济道德观念强加于整个世界。后来，出现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代替了英国独自主导世界市场的局面，国际经济道德的概念自然也就变得纷繁多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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