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作为一种起源久远的古老思想传统，民本思想一直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下得以持续传衍和流行，这本身便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它既然发端于上古原始氏族民主制时代，而且逐渐发展成熟并能够长期流传于君权神授的王权时代、宗法封建制的贵族分权时代、郡县官僚制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那么，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流动理想，它也一定能够在政治民主的当今时代得到更好的实现或更加得到发扬光大。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和认清民本思想的内涵实质及其政治价值意义。
不可否认，在民本思想中，人民虽然被承认在无法容忍的最终意义上拥有集体反抗暴君统治或政府苛政的正当权利，但总的来讲，人民在政治上只是一种缺乏参政权、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政治角色，因此，在历史上，尤其是君主专制的时代，民本思想其实很容易被专制君主工具性地利用来维护其政治统治。正因为如此，民本思想自有其思维方式上的特定缺陷或历史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先生所指出的：“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
尽管如此，同样难以否认的是，民本思想中其实又确乎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性、极为有益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要而言之，它主要能够给我们带来如下重要启示：天和民可以说代表着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两大最为重要的政治价值维度。如果说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催迫着古来中国人立足于从超越人类的视界来审视和思考人间秩序的合理安排和公正治理的问题的话，那么，对民的重视和对民心民意的尊重，则促使着古来中国人必须从民为邦本的立场来审视和思考政治共同体的正确治理之道和权力行使的正当性问题。民本思想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共同体理念和政治智慧，民为邦本的命题意味着统治者和人民共同构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痛痒相关、血脉命运密切相连的政治共同体，二者一损俱损，一荣共荣，因此，正确的治国理政之道便必须本着民为邦本的信念而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统治者必须担负起“执政为民”的政治职责和应尽义务，必须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置于个人和统治集团的利益考虑之上。说到底，从民为邦本的意义上讲，政治的真正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人民大众的安乐和福祉，国家存在的正当理由在于它理应是“一项协作性的事业”，而不是单纯依靠刑法政令的强制手段来控制人民的统治机器或暴力机关，政治事务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做人民的仆役而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和统治集团谋取不为人民所享有的特权私利。
正是基于上述对政治事务性质和政治正当性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古来中国人论政，主要强调的便是统治者的职责，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那里。……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那里。……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异。”不过，为了人民的安乐和福祉，为了更好地践行和实现民为邦本的政治价值信念，中国人民是乐于将“人民主权”或“治权在民”的政治价值原则和理想信念借鉴、吸收进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智慧当中去的。因为，无论民为邦本，还是治权在民，它们所强调和遵循的政治共同体的根本价值信念都是合作而不是冲突，是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对立，是人民本位而不是特权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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