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将社区作为最微观的治理场域不同，湖里模式聚焦小区这个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将小区治理作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抓手，深耕小区治理，致力于夯实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激活社会治理的活力源泉，服务广大小区居民，是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别具意义。
（一）开拓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疆域
近几年，探讨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文章层出不穷，各地也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和路径。综观当前国内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基层治理实践，可以将其概括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自治、专家参与和党建引领等五种模式。其中，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社区治理创新，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深圳的桃源居社区等地的社区治理中，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无锡的太湖国际社区等，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参与社区治理，社区自组织的特征十分突出；上海浦东塘桥街道等社区治理中，许多专家学者的参与起到了引领社区发展、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湖南省长沙县的“三五新模式”、江苏苏州平江新城的“五位一体”模式、上海的“徐汇范式”，则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组织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治理核心作用，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这些模式各具特色，在实践中成效颇为显著，在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作用明显。
统而观之不难发现，不论是学理层面的探讨，还是实践层面的操作，城市基层治理都基本以国家、社会、公民等治理参与者的互动合作为主要路径来探求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道路，形成了社区治理的“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合作一共治”模式。该模式以社区为覆盖面，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大社区”治理模式。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正在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即业主这一崭新的角色转型。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规划和人口居住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超大城市和超大社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城市中，“一个社区居委会对应服务多个小区”的社区治理情境司空见惯，由于各个小区的人员组成、建成时间、地理位置、设施配备等基本情况不同，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需要针对不同小区提供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服务，这无疑增加了基层治理的困难。①如何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做实做细做好基层治理，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挑战。有鉴于此，湖里区将治理阵地前移至小区，把小区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真正微观单元和培育社区自组织力量的基本场域，②开创了与国内其他地区“大社区”治理模式不同的城市基层治理道路，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亮点。
实践中，湖里区将小区作为一个微治理单元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验场，突破以往“大社区”的治理模式，在各级政府部门与社区的指导下，以小区党支部为治理核心，推动小区建立业主委员会、共建理事会、老人协会等社区自组织，引入物业作为第三方市场主体进行产权监管，带领小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现有效的小区治理。湖里区的小区治理，拓宽了一般意义上的社区治理范围，将小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阵地，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小区治理机制，推动治理资源下沉，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真正实现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切实做到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共同发展。
（二）夯实了国家治理的基石
对国家而言，小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小区则是基层社会最基础的公共场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起点。小区既是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娱乐等大都发生在这里；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城乡不同的群体、利益多元的各个阶层、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交织在这里。小区已然成为人们居家生活、公共服务的最基础平台，成为社会交往、利益关联的最前沿阵地，成为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的最源头防线。这也导致了小区治理具有直接面对群众、事务琐碎复杂甚至艰巨繁重等特点。传统的以大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很难适应当前小区公共事务的复杂性特征，只有将小区纳入基层治理的视野和重要组成部分，才能有效化解小区治理的难题。而加强小区治理能够为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创造出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作条件和生活环境，能够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小区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居民的幸福感就越强，人民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治理的根基就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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