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生于 20世纪 70年代，资深媒体人，素以渊博犀利见称于友朋同道。著有《美国裂变：大历史转折点上的总统大选》（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版）。目前正在多个领域从事撰述，同时在《第一财经》杂志撰写专栏。

2017 年 9 月，笔者应编辑符淑淑之约，成为《第一财经周刊》的“读书笔记”专栏作家，大约每两期（周）发表一篇文章，内容是对最近出版的一本值得推荐的英文新书的导读与评论。从 2019 年初开始，《第一财经周刊》改为《第一财经》月刊，专栏文章每期（月）一篇，版面也从两页增为三页。本书是笔者从 2017 年 9 月到2021 年初为专栏撰写的文章结集，共 48 篇。这些文章所谈论的 48 本书，是笔者 从近年浏览的 300 多本英文新书中挑选出来的。它们有些是在英语知识界颇受关注的著作，有些则相对冷僻，但都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独到的视角，设使观其大略，应能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关键脉络有所洞察。这也是本书名为《审势：洞察世界的风口》的原因。

一

本书第一章的主题是“民众、国家与权力”，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雨果的人道主义，以及他所主张的崇尚“救赎与和解”的社会改良道路，在今天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他笔下的“悲惨世界”依然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当然，和雨果的时代相比，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学家弗格森通过对“网络权力”和“等级权力”两种权力类型的分析，重构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叙事。他将当今时代界定为“第二网络化时代”，与西方世界从 15 世纪后期到 18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网络化时代”相对照，告诫世人警惕不受约束的“网络权力”。事实上，无论是公共议程备受挑衅和扭曲的“后真相时代”的来临，还是互联网巨头凭借马太效应所形成的超级垄断，都是“网络权力”泛滥的恶果。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显学，但是这两套理论都回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的另一条主轴：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和反抗帝国主义。 1902 年，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 Hobson）出版了《帝国主义》一书，将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列强在非西方世界建立经济、文化、政治霸权和殖民统治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并将帝国主义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传统的殖民帝国主义，战后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都号称自己反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自决，然而实际上都是追求霸权的新型帝国。霍布森所说的“工业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的逻辑在今天并未全然过时，值得警醒。

自从“民族自决”的原则问世以来，民族主义一直占据着政治议题的制高点。当今欧美主流学术界倾向于强调民族主义的阴暗面，提倡以“公民国家”取代民族主义；以色列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哈扎尼对此发起挑战，为民族主义辩护，他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但也暴露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民族主义的理念应当适可而止，不能成为吞噬一切的价值标准。

和民族主义相比，近年来极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兴起是一个更为紧迫的议题。美国政治学者诺里斯和英格哈特指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欧美国家一部分充满怀旧情绪的选民对于 20 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转型的抵制和反动，传统政党基于经济理念的“左”“右”分野在今天业已被民粹主义和普世自由主义的文化分野所取代。民粹主义总是和威权主义相结合，从而为政治强人、社会不宽容、非法治的治理打开了大门，损害自由民主制度赖以维系的权力分立、程序正义和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等原则。长期而言，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转型能否继续向前推进。

许多西方人对罗马帝国的辉煌津津乐道，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不胜怅惘。而在历史学家谢德尔看来，正是后罗马时期的欧洲政治碎片化，才锻造了各方议价和妥协的规则，打开了创新的空间，创造了商业繁荣，而定于一尊的帝国决策方式则无法避免经济停滞与治乱循环。这是导致出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兴起于西方，而非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分流”现象的根本原因。

本书第二章的主题是“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皮凯蒂 2013 年出版的《21 世纪资本论》一书，是当今世界反思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这部著作的中心论点是，贫富差异的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除了从 1930 年到 1975 年的一段短暂的例外时期之外，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收益率始终超过收入增长率，财富主要是通过资本收益而不是劳动所得来积累，并且会向金字塔顶端的富有阶层集中，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制造业和金融业是资本主义的两个重要支柱。从历史上看，制造业常常是在政治权利和法治受到压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突飞猛进，仅凭制造业发展并不能带来社会进步。另外，系统性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之后，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未解决，存在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基于经济史的海量数据，描述了一幅宏观的历史图景，但是并未揭示资本收益率为何总是超过收入增长率的微观机制。法学家皮斯特将这一微观机制归因于法律的安排，庞大而复杂的法律系统保证了资本所有者始终能够索取更多的收益。在很多学者笔下，发轫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体系被描述为对欧洲传统封建社会的革命性的颠覆与断裂，皮斯特则着重揭示了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在政治和公法领域，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观念越来越普及，但是在和资产相关的私法领域，法律代码却是从封建社会的财产法衍生而来。几个世纪以前将地产编写成资本的法律代码，现在仍被用来将债券、股票、观念等编写成资本。这样一个系统性地对某类资产赋予排他性特权的法律秩序，必然会导致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同时也剥夺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皮斯特据此对于不平等问题给出了从改良法律入手的解决方案。

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对左派政治的召唤一脉相承。在当今美国社会，与特朗普所倡导的以法西斯主义为底色的右派经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的，是旨在回归罗斯福“新政”传统的左派经济民族主义。在2016 年和 2020 年两次总统大选中呼声颇高的桑德斯终结了“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污名化的历史，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继承蒲鲁东和巴枯宁传统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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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从长远而言是否真的有前途？这一问题业已成为各方舆论的争辩焦点。历史学家克肖指出，当前欧盟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全球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其二，高科技重新塑造了工作和雇佣关系，淡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社会长期秉持的对于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集体责任感；其三，移民大举拥入所带来的恐怖主义风险，以及由此激发的排外浪潮和极端民族主义。上述三大问题驱使不少民众拥抱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反对欧洲整合。然而，如果建构作为超国家政治实体的欧盟的努力失败了，欧洲再度回到列国争斗的状态，残酷血腥的战争噩梦就迟早会重演。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也是一个极其复杂、非常难以界定的大国。在两位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拉怀勒和劳德瓦尼看来，俄罗斯未来的内政外交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人口因素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俄罗斯的经济繁荣集中在其疆域的欧洲部分，而远东的大片领土将会逐渐成为无人区，吞并克里米亚也强化了黑海和地中海对于俄罗斯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俄罗斯最终会更加重视发展与欧洲和东地中海国家的关系而无暇他顾。

本书第五章的主题是“中东”。中东地区既是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产地，又是当今世界的火药桶。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是经常出现在新闻热点里的国家，都是矛盾四伏，且稍有风吹草动便牵动大国角力。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关联度日益增强，有必要了解这三个国家的基本国情。

土耳其曾经长期被公认为伊斯兰国家世俗化、现代化的典范。然而，在土耳其一直无法获得欧洲国家接纳、无法加入欧盟的大背景下，自从 2003 年以来担任土耳其领导人的埃尔多安使用铁腕手段，一步步把土耳其从一个面向西方的世俗化国家转变成一个面向中东、在政治上复兴伊斯兰宗教传统的国家，试图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荣光。结果导致土耳其社会急剧地两极分化为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两大阵营，不存在中间派的空间。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帝国梦”也从高调兴起走向处处碰壁。

巴勒斯坦问题是近百年来国际社会不断恶化的一道伤口，历史学家哈利迪提醒世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从来都不是两个民族运动之间对同一块土地的平等争夺，而是一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征服战争。以色列之所以能够长期成功推进其定居者殖民进程，关键在于它控制中东叙事的两套话术：一是刻意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和背景复杂、范围广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画上等号；二是刻意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与历史上罪孽深重的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通过扣“恐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大帽子，成功占领“政治正确”的制高点。

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后，西方国家民众对以色列的印象有了明显转变。“抵制、撤资、制裁”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它把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与南非白人统治时期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相提并论，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尊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平等权益，承认海外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这场运动在美国的年青一代犹太人中间也得到了广泛支持。历史的吊诡在于，内塔尼亚胡政府千方百计堵死了通过由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方案”，结果反而很有可能导致以色列在几代人之后不再是一个犹太国家，而是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联邦或者邦联国家。

导言

第一章 民众、国家与权力

第二章 反思资本主义

第三章 美国

第四章 欧洲

第五章 中东

第六章 大数据与社会

第七章 进化与遗传

第八章 教育

第九章 警惕灾难

第十章 后人类时代

附：本书所评书目汇编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