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以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为主旨，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并派代表和国民党谈判。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南方红军游击队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为此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从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向纵深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决定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除有社会关系可以隐蔽的以外，都应撤退。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召开紧急会议贯彻上述指示精神，指定地点集中撤退人员，然后分配到各抗日前线参加抗战。同时考虑到许多学生要南下复学，仍需留下骨干，以利各校开展抗日救国工作，于是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大批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与此同时，南开大学的大部分地下党员、 “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也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陆续撤出天津，分赴各地参加抗战。
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用报纸广告、通讯广播、电报及个人信件等方式通知流亡在各地的三校学生去长沙报到。至11月30日，长沙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新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148人(其中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
“七七”事变前，北大有地下党员46人，清华有地下党员42人。事变发生后，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线，到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的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他们先后到达临大并陆续与湖南地下党接上党的关系。
1937年9月下旬，随校南迁的北大地下党员吴磊伯、黄启威等8人在长沙黄启威家开会，决定建立党支部，并推举吴磊伯任书记。
11月1日，临大开学上课，原北大、清华的党员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沙临时市委领导。中共长沙临大支部书记为丁务淳(周宏明)，支部委员为吴磊伯、郭建(郭建恩)，不久吴继周刽校，也补作支委。
长沙临大党支部组建时有党员18人，其中原清华党员12人：丁务淳、吴继周、张华俊、徐贤议、杨少任、黄葳(戴中戾，女，教师)、王天眷、熊向晖(熊橐荃)、许立群(杨承栋)、郭建(女)、蔡承祖、钟烈淳；原北大党员6人：徐晃(许焕国)、吴磊伯、陈谨(陈纯英，女)、黄启威、关士聪、张生力(张干胜)。后来新发展党员8人：池际尚(女)、张韵芝(女)、宋平(宋延平)、陈舜瑶(女)、高秉洁(女)、杨赓(杨隆誉)、赵石(赵儒洵)、田方增。以上共计26人。
此外，还有原北大的党员王亚文。王亚文组织关系不在临大支部，他曾参加1927年秋收起义，到临大复学后协助恢复中共长沙临时市委。他单独或与丁务淳一道，联系临大、湖南大学、民国大学及国民党部队中的党组织，发展党员。后来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及临时省军委成立，王亚文担任省军委总干事。另外，原北大党员何锡麟以及在临大入党的苏哲文，党的关系也不在长沙临大党支部，属湖南省军委领导。以上3人，虽组织关系不在临大，但仍在临大进行革命活动。这样，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有党员29人。
第三节长沙临大党支部的战斗
长沙临大党支部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学生党员在敌机不断轰炸、学校各种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边上课，一边做抗日救亡工作。
为了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洪流，支援前线，临大党支部组织学生在长沙市进行抗日宣传和劳军活动。临大话剧团与当地剧团联合会演，演出阳翰笙的《前夜》，慰问抗日军队，不少学生参加了战地服务工作。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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