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岁开始,我就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耳濡目染人民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作风,在《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的歌声中,心中播撒下爱国、爱党、爱人民解放军的种子,扣正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1957年冬,我14岁,母亲突发重病,在生命垂危之时,是党的及时抢救,给了我母亲第二次生命。少年的我有感于党的恩情,写下《党救了我们的妈妈》一文,发表在报纸上,一位少年的真挚情感跃然于报端。1962年,我19岁,在浙江农业大学就读,龟缩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叫嚣要“反攻大陆”。为此,党号召大学生参军。在继续学业和参军的天平上,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响应党的号召,毅然中断学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记得当时部队里有一首队列歌曲,歌词中有“手拿枪,心向党,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印象特深。我在部队六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7年,我24岁时在部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我一生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人生信仰的确立,不能停留在朴素的感情和感性认知上,还需要理论的武装和自觉的实践磨炼考验。我学习毛泽东著作始于1963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之时,自学了《毛泽东选集》(1~4卷)后,产生更多更深地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想法。我曾行走20里山路,去新华书店寻找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捧回研读。在围垦海涂的抽水机机棚微弱的灯光下,我细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当时风吹雨打,但“心远地自偏”,我读得内心火红敞亮,激情澎湃。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读了半生,前后13遍。这本书见证了我渴望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热情和韧性。经典著作的学习点亮了我心中的信仰之灯,指明了前行之路,从此我养成了自觉学习经典著作的习惯。至今,我仍每天清早四时许起床,沿袭学生时代早自修的习惯,晨读马列经典和习近平著作一小时,作为一日的首课。我74岁时,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传记,通读《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长期较系统地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开阔了政治视野,提高了政治认识,加深了对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理解,更坚定了我人生的信仰和信念。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我明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对经过严密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真理的信仰,是对人类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念,它与构筑在神灵和非人间力量基础上的宗教之类的信仰有着本质的区别。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我在长期研读马列经典的同时,更注重于在实践磨炼中下功夫,在干中学,学会善读“无字之书”,在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和惊涛洪流的搏击中,在各种风险挑战的艰难斗争中,在人民群众进发的劳动热情、众志成城排山倒海的磅礴伟力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崇高情怀中,汲取志同道合的正能量。在实践斗争的熔炉里升华认识、提高思想水平,淬炼意志和品德,更加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就干好啥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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